塵夢(2)

王躍文：是的。一九五七年，縣委書記和他的夫人都想起這首打油詩了。按照當時的邏輯，我父親的打油詩攻擊縣委書記夫人，自然就是攻擊縣委書記了，那當然就是攻擊黨了。於是父親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個玩笑，竟讓我父親終身命運逆轉。記得我讀米蘭·昆德拉的《玩笑》，感覺就像讀我們自己的故事，只需將裏面的人名和地名換成中國特色的就行了。

伊渡：中國近幾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造成了極其複雜的官場人格。有時候，種種官場人格只是變化着呈現形式而已。

王躍文：我因為曾經混跡官場，熟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官場的況味。不敢想像父親當年竟敢那麼膽大。但可以推知，畢竟有那麼些年月，中國官場等級並不那麼森嚴。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後，上級就是上級，下級就是下級了。同戰爭年代講究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相比，官場規矩就複雜化了。現在誰敢同上級開玩笑？上級的威嚴是不允許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嚴。所以我曾在小說《西州月》裏寫道，中國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國的官場最像官場。

伊渡：你見過很平易近人的官員嗎？

王躍文：當然見過，同下級打成一片的官員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說起縣長已沒什麼了不起，甚至還有些土的印象，因為那是中國比較基層的官員。但是在縣裏面，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縣長非常了不得。記得我當時剛參加工作沒幾年，隨縣長去沿海地區考察，同去的還有十幾個區委書記。那次經歷，我感覺官員身上某種神秘的東西真耐人尋味。我們從火車站出發，離家越來越遠，縣長就越來越隨和。一路上玩兒撲克、開玩笑，很開心。我們在上海、江蘇、福建轉了一圈下來，縣長同下屬們幾乎混成了哥們兒。直到廈門海濱浴場，縣長同我們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謂坦誠相見。縣長還拍着自己的裸胸開玩笑說，我們**人，襟懷坦白！可是考察結束后，我們往回走時，離家越來越近，縣長就越來越嚴肅。回到縣裏的火車站，縣長又像往常一樣板着副冷臉了。也許縣長並沒在意自己面孔的變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來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現在時代進步了，有些官員同他賞識的下級或企業家混得跟朋友似的。總有那麼些人，天天圍着官員轉，點頭哈腰叫“老闆”。過去有個時候，“老闆”二字在中國近乎於貶義詞，現在卻常用來稱呼有權的和有錢的。你有權，我有錢，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謂朋友？朋友的定義也早與時俱進了。有人說，能夠幫你辦成按黨和國家政策辦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長官一倒台，牽出一大片，說明這些長官人緣還是不錯的。

我的父親老了，不知這世上的戲演到哪一出了，卻知道囑咐我一句：別亂開玩笑。

伊渡：可是我發現你的玩笑開得很大。聽說你的《國畫》出版后，在原來工作的單位鬧了些風波。很多關心你的朋友同我說起這事，都說你太衝動了。事情過去近五年了，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或者說，事情發生在今天，你會怎麼處理？

王躍文：你是否指“公開信”那件事？可那並不是個玩笑，我覺得是件很嚴肅的事情。經過是這樣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機關開會，某官員在會上說到《國畫》，說是發表幾點“個人意見”。你知道，中國官場是沒有什麼個人意見的，雖然很多人嘴上這麼說，但多半只是謙辭，或是策略。過去政治挂帥的年代，很多人就因為某領導發表了幾點“個人意見”，就萬劫不復了。現在情形雖說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他的個人意見仍然足以令你日子難過。一年之後，政府機關機構改革，我被分流出局，這就是印證。當然，沒有誰會承認我被分流是因為寫了《國畫》，還寫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開信。官場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來整人的。比方幹部脫產學習，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鍍金，又可以作為排除異己的法門。當然，我並不因為分流本身而耿耿於懷，我很樂意過現在這種純粹讀書寫作的生活。但有人拿這個機會來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同前面說到的遊戲差不多，它給某些掌握權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機。所以民間有人說得誇張，說某省政府機構改革取得兩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個省財辦，二是分流了一個作家。我初聽此話，笑得肚子痛。當然民間說法難免演義色彩，未必完全準確。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流了。

伊渡：我記得當時你那封公開信廣為流傳，甚至傳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道這種情形嗎？你都寫了些什麼內容，居然一紙風行，天下盡知？

王躍文：說天下盡知那也太誇張了，不過在原單位的確引發了軒然大波。我是按人數每個處室送幾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繳。可有些同事推說沒見着公開信，不肯交出來。有的處里負責人就說，你們想留着，就複印吧，原件交上去。於是很多人都把公開信複印了。後來我聽說這封信的確傳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級幹部看了公開信，說這個比他的小說還寫得好，這就是魯迅嘛。此話傳到我耳里，我慚愧不已。我向來敬仰魯迅先生，卻自嘆沒有他那樣的膽略。先生真可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先生當年那種針砭時弊的文章，我寫不出也不敢寫，寫了也沒地方發表。對於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話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