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姍姍來遲(1)

薩特自幼心氣兒極高，學問令人佩服，但直到一九三七年被讓·波朗視為法國的卡夫卡后才在《新法蘭西評論》雜誌得以發表《牆》。這個短篇小說立即引起文壇泰斗紀德的重視，他對一位編委說，馬爾羅的作品雖然非常有意思，但缺少文學語感。言下之意，遐邇聞名的馬爾羅在文學語言價值上不如薩特，由此對薩特寄予厚望。波朗喜見試發成功，僅隔數月，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單行本《噁心》。薩特時年三十三歲。雖然比高師同窗學友們出道較晚，但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不，要比原創性，即富有突出個人靈性的藝術獨創性，薩特獨領風騷。因為《噁心》終於把薩特存在哲學的核心成分，通過揮灑自如的文學語言，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個性伸展自如，生命力自由洋溢，確實是文學獨創。著名文學評論家莫里斯·布朗肖當時發表了最有代表性的評論，指出《噁心》概括了當代文學的好幾種傾向，是這部哲理小說石破天驚的嘗試，就是說，不去揭示事物，而是去揭示事物本質的存在。所以可以說，薩特已步入卡夫卡、喬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塞利納、普魯斯特、尼採的行列。

薩特看到，經過八年不懈努力和失敗歷練，自己的文學地位終於確立，便迫不及待要拋頭露面出人頭地了。在波朗的慫恿下，他對準兩個目標出擊。首先發表《一個企業主的童年》。當時極右的法西斯思潮通過《法蘭西行動報》在右翼高中生和大學生中風靡一時。薩特作為高中哲學教師深為反感和痛心，但因缺乏抗爭手段而焦急、無奈，於是通過這個短篇，婉轉地指出法西斯思想的危害，權作一種間接表態吧。第二個出擊目標是瞄準以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為代表的正統觀念文學，其手段是先於一九三八年八月把多斯·帕索斯奉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作家”，接着在《新法蘭西評論》一九三九年二月號上拋出《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先生和自由》，猛烈攻擊這位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作家根本不懂小說藝術，武斷下結論：“上帝不是藝術家，莫里亞克先生也不是。”批評雖然偏激，卻振聾發聵，使巴黎文學界對這位新秀刮目相看，但很快遭到反擊。

為首的是《法蘭西行動報》文學欄作家羅伯爾·布拉澤耶克，他受到《一個企業主的童年》的刺激，對號入座，惱羞成怒地在自己的專欄大罵薩特“討嫌”、“文筆極差”、“相當骯髒的色情文學”、“成天混在污濁下流骯髒的環境裏炮製某些充滿仇恨的思想”。而在支持者中打頭陣的則是同窗摯友尼贊。此時的尼贊已是知名作家和記者，法共領導人之一，從一九三七年三月開始就與阿拉貢和布洛克共同主持《今晚報》。他撰文譽稱薩特是“法國的卡夫卡”、“一流的哲理小說家”。薩特立即投桃報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號《新法蘭西評論》上推薦尼贊的新作《陰謀》，稱讚尼贊的“戰鬥風格”，認為不僅是一般的好小說，更是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武器。

然而，薩特與尼贊的聯繫僅此而已，並沒有參與尼贊的任何政治活動。他成天沉醉於寫作，沉溺於有眾多情人生活的小圈子裏。甚至得知尼贊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的第二天登報聲明辭去《今晚報》主編的職務，並宣佈脫離法共以示抗議，薩特仍舊給一個小情人寫信安慰道，希特拉發動戰爭是不可能的，虛張聲勢罷了。不料，就在第二天，他被動員入伍，不得不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拋棄一切，匆忙從軍。可見，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兩年，薩特因異軍突起、頭角崢嶸、心神專註於龐大的寫作計劃，又逢手頭寬裕、情場得意，從而陶醉於虛假和平的生活而未察覺危機四伏大難即將臨頭，恰恰被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最後兩年的和平煙幕所迷惑。

薩特入伍當了氣象兵，工作輕鬆，有大量空餘時間。他爭分奪秒，一天平均讀書寫作十二小時。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密密麻麻的小字寫滿十五冊筆記本。但直到他去世三年後才出版，題為《奇怪戰爭的手記》。他在書中反思自己小半輩子孤軍奮戰、孤芳自賞，着力進行徹底的自我批判，努力克服面對尼贊等激進左派而產生的自卑感，堅決解放自己，準備放開手腳大幹一場。同時他心急如焚想完成長篇小說《自由之路》，可惜第一部《不惑之年》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完成初稿，但因戰爭爆發直到一九四一年春才定稿。

一九四○年五六月，法軍大崩潰，法國停戰投降標誌着薩特一生的分水嶺。宣佈停戰後幾小時他就被俘虜了。他和戰友們一起被押往一所憲兵營房。在那裏，薩特一下子看清什麼是歷史的真相：“我領悟到自己作為一分子生活在民眾中面臨各種危險，就是說我這個分子亦面臨諸多危險，所以押在那裏的人們互相團結了起來。”《與讓—保爾·薩特長談——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筆錄，見《離別儀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他第一次有了屬於群體的感覺。可以說，這位無政府主義作家第一次真正與社會與歷史相遇，也是第一次真正與過去決裂：“我先前那些年所學所寫的一切在我看來不再有價值了，甚至不再言之有物了。”《與讓—保爾·薩特長談——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筆錄，見《離別儀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