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文化為騙子發展創造條件(2)

徐渭、李贄肯定“人慾”，湯顯祖也從戲劇界開始掀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湯顯祖認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無善無惡，情有之。”“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湯顯祖詩文集》第3卷）

他認為人生一切，莫不以“情”為主宰，他的戲劇創作，就是為胸中不可遏制的情所驅使。著名的《臨川四夢》，充滿浪漫色彩的《牡丹亭》，更是“因情成夢，因夢成劇”的“至情”之作。

李贄、徐渭、湯顯祖們對人自然之性的熱烈讚揚，發之於明代中後期社會生活的變遷，又反過來深刻地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文化格局。他們別開生面的吶喊，推動了思想界中肯定“私慾”正當性的思潮日益強大。這一時期大為繁榮的小說、戲劇也競相以普通人豐富多彩的生活作為創作題材，屠夫、小販、商人、妓女、牧童、綠林、騙子、貨郎等進入文學殿堂，成為文學作品的主人翁，而一改過去那種以帝王、將相的發跡史作為描摹對象的文學作品形式。“好財”、“好色”成為了許多作品的共同主題。與此同時，以唐順之、歸有光作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為代表的“公安派”，以湯顯祖為代表的“臨川派”，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競陵派”，相互推引，以“獨抒性靈”、“直抒胸臆”的創作，鳴奏出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的主旋律。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對包括“好財”、“好色”在內的人的私慾的肯定，都表明了明代中後期確乎出現了一股反叛傳統文化模式、衝撞僵化文化結構的早期啟蒙思潮，它孜孜追求着人格的獨立與尊嚴，爭取思想自由，憧憬於人倫世俗的生活情調，而藐視以至聖至賢作為終極追求的理性教條，憎恨那種種假道學及滿嘴仁義的偽君子。這一種曠古巨變，透過社會思潮與民間風尚，在明代中後期文化的各個領域中有面貌各異的體現。這種啟蒙主義文化思潮，正像黑格爾所論述的那樣：“時代的精神曾經採取了這個轉變；它放棄了那靈明的世界，現在直接觀看它的當前的世界，它的此岸，隨着這樣一個變革，經院哲學便消沉了、消失了，因為它和它的思想是現實世界的彼岸。……於是，人們就來到了這樣一個階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並爭取他們的自由得到承認，並且具有充分的力量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動。”（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3卷）

這正是中國早期啟蒙文化的思想方向，它預示着一種講求人性、尊重人性的近代社會的到來。

清代思想家中對封建禁欲主義抨擊得極為尖銳的鬥士首推戴震。他沿着人文思潮中“人與自然”統一的思路去剖析宋明理學所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慾”之論：“欲者，血氣之自然。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禮義；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實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轉喪其自然。”（《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在同書中他又說：“宋以來儒者……其辨乎理欲，猶之執中無權。舉凡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慾……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之感耳。”而這種“絕**”之論，為禍天下，成為尊者、長者、貴者滿足一己私慾，虐殺“卑者”、“幼者”、“賤者”的器具。

紀昀對宋明理學也展開過嚴厲的抨擊。他在《閱微草堂筆記·灤陽續錄五》中，記錄了如下一則故事：“余幼聞某公在郎署時，以氣節嚴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於庭。某公亦適至，見二人笑容猶末斂，怒曰：‘是淫奔也！於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眾言：‘兒女嘻戲，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公減一等。減則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創幾殆。自以為河東柳氏之家法，不是過也。自此惡其無禮，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際，舉足趔趄，無事之時，望影藏匿。跋前走後，日不聊生。漸鬱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後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殤非禮，豈不聞耶？’亦不聽。”一對兩小無猜、情竇初開的小兒女，竟至於在這樣令人窒息的禮教壓制之下葬送了青春的生命，這就是戴震所抨擊的“后儒以理殺人”、“理欲之辨，造成忍而殘殺之具”的現象的形象化寫照。

紀昀對當時理學所依賴的“元典”的荒謬性也進行了無情的抨擊，指出非元典之錯，而錯在腐儒的曲解元典。他說：“《詩》曰：‘谷則異室，死則同穴。“情之至也”，因此，“不近人情，又焉知《禮》意哉”，他進而明白地表示：“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若痴兒呆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令人深思的是，紀昀在上則故事的結尾，安排了一個冤魂化為厲鬼，某公歿時，猶喃喃自語“非我不可於禮不可”的結局，對理學家愚頑的譏諷與鞭撻，活靈活現。

總之，明清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文化啟蒙時期，肯定人性、人慾之合理，張揚人的主體性精神，是當時文化啟蒙的性格。開啟民智、反映眾生，是當時文化的主題。在此大背景下，一批反映市井生活、再現詐騙生涯的騙子文化作品便應運而生，從而也使得我們今日的研究工作有了客觀、形象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