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危害(1)

中國歷史進入到這段無序時期時，騙術較之已往歲月則更容易尋找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圖為近代上海海關中國近代社會是個內憂外患、災難頻仍的時代，一百年的近代歷史就是一部中華恥辱史，割地賠款，列強縱橫，使得“老大帝國”的威風掃地；太平天國，“拳匪”起事，導致帝國內部四分五裂。攘外與安內的爭持終究不能禦侮靖內，中華帝國積聚了兩千多年的自尊一落千丈。中國近代社會是個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社會，因此，其間所歷經的轉型時期必備的陣痛與彷徨也顯得尤其深沉慘痛。時勢既已如此，作為負面文化內容之一的騙術也便更加容易滋生泛濫。正統的、傳統的、一向標榜為主流的儒家文化，其主張的“親睦和善”、“仁愛寬厚”，終究抵禦不住傳統社會邁向近代社會的前進步伐。值此轉型時期，各家學說風起雲湧，傳統社會中的沉渣也適時泛起。中國歷史進入到這段無序時期時，騙術較之已往歲月則更容易尋找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於是，行騙主體遍於朝野市井鄉間閭里，受騙者比比皆是。於是，騙術在經歷了傳統社會兩千多年的生長之後，恰逢這無序、混亂的“盛世”，招數益加新穎，手段益加高明，種類益加繁多。行騙給近代社會造成了不小的危害，雖然這種危害與無休無止的戰亂、列強群豪的入侵所造成的對中華主體的危害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種由騙術導致的社會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1．促成了近代社會生活的更加混亂無序化中國傳統政治生活有一套相傳因衍的程序，雖然作姦犯科、弄巧使詐之徒歷朝不絕，但是總的來說，中國傳統政治生活的秩序與方式是行之有效的。而進入近代社會以後，政治生活中弄詐使巧、欺上騙下的事件遽然湧現。在上層統治核心中，慈禧太后、穆彰阿等人都是騙術高手，不難想像，權傾朝野、位極人臣的高層統治者，其行騙效果與影響自然是其他階層的凡夫俗子、卑職小官們所望塵莫及的。同時，上層統治集團的行騙，從負面影響了下層統治集團，而下層統治集團處於權力金字塔的中底部，是個人數眾多，勢力張揚的群體，“上行下尤”，行騙主體玩權使詐，受騙者往往最終還是處於生活最底層的老百姓。近代社會生活中，行騙者穿街過市、橫行鄉閭，騙術在廣泛的群眾日常生活中施行，一旦騙術成功，最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勞動群體，或者直接的受害者是鄉紳地主，最終的受害者仍然是老百姓。如果受騙者是一貫橫行鄉里、魚肉鄉民的土豪劣紳，當其受騙失敗喪色之際，四鄰八鄉的百姓固然感到欣慰乃至額手相慶，然而受騙者在失財喪色之後便會馬上將所受損失轉嫁到老百姓身上，所以說，最終的受害者仍然是生活在最底層的勞苦群體。行騙者在鄉村街市的活動，打破了社會生活有序進行所必需的平靜、有序的氛圍，平和、寬仁、親善、信任等數輩人口耳相傳的美德受到了拷問，這種因為騙術施行而導致的人們物質、精神、信仰方面所受到的擾亂程序是不難想像的。以上種種，說明騙術促成了近代社會生活的更加混亂無序化。2.騙術的廣泛施行改變了傳統社會的生活風俗習慣，其“弄巧使詐”、“防人如敵”的負惡面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傳統社會對“四民”的排列順序是頗值得人玩味的。《春秋穀梁傳·成元年》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管子·小匡》說：“土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注云：“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唐六典·戶部尚書》云：“凡習學文武者為士，肆力耕桑者為農，工作貿易者為工，屠沽興販者為商。”“士、農、工、商”四民中“商”是最低層次的，機詐欺瞞是商業活動中慣常採用的手法，而這些特徵又是傳統中國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前文通過對近代騙術的整體觀照，可知商業活動越發達的地方騙術施行的程度、次數就越高深越繁富。“騙術”在商業活動中簡直成了“手段”的代名詞，真正對社會造成危害的，應該說還是不正當的、卑鄙的騙術，行騙對象往往是受苦的勞動者群體，以詭譎騙術對待寬厚誠實，才是真正給社會造成了危害。以近代成都為例，騙術計有擲烏龍、敲詩、掛簽簽、拈香、咬順風、打假票、看院、支綱、火門、風門、回籠、悶煙、裝道人、叉棚、爵門、大局門、牙婆、卦婆、巫婆、擲七星劍、擺棋勢、嚇詐、丟包、貨浪子、降龍、哀憐、裝瘋、伏虎、趕上場、趕底場等幾十種，騙術種類之繁多、齊備，騙術手段之多樣、高明，由此可見一斑。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當一種文化向外傳播時，路線有兩種：一種是矩形方陣，一種是圓形擴散。騙子文化自產生之日起，就按照這兩種路線傳播開來。在具體的某一時段（如近代），某一地段（如成都）中，騙子文化以圓形擴散方式傳播，流布迅速，影響惡劣。不難想像，當騙術施行的次數、種類急遽增加時，當受騙者的人數、損失數目屢有增加時，當被拐騙婦孺悲慘啼哭時，騙子之於人類風俗習慣的轉變，便是人類思維發展，文化選擇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