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柳永事迹新證

唐圭璋

柳永是北宋傑出的詞家。他適應着當時都市的繁榮和廣大市民的需要，突破了唐五代以來花間、南唐詞人所制小令的局限，繼承了唐代民間樂曲的傳統，發展了唐代民間的慢詞(宋翔鳳《樂府餘論》，說慢詞創始於柳永，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早在柳永以前，如《花間集》所載薛昭蘊的《離別難》就有八十七字，《尊前集》所載李存勖的《歌頭》就有一百三十六字，杜牧的《八六子》就有九十字，鍾輻的《卜算子慢》就有八十九字，尹鶚的《金浮圖》就有九十四字；在敦煌所發現的《雲謠集》裏，《內家嬌》就有一百四字，《傾杯樂》就有一百十字。可見慢詞早有，並不始於柳永，柳永不過為適應市民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變化多方，進一步發展了它。)，奠定了宋詞昌盛的基礎。儘管宋代有好多著名的詞家，如蘇軾、秦觀、賀鑄、周邦彥、辛棄疾、姜NFDD3、吳文英、張炎、周密、王沂孫等，各標新境，各呈異彩；但溯流尋源，卻不得不歸功於柳永以畢生精力，開拓了詞的疆土，替他們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宋史·樂志》卷一百四十二，記宋太宗曾因舊曲創新聲，作了三百九十曲。所謂舊曲，就是唐代的樂曲。柳永深習於唐代樂曲和民間流傳的令詞、慢詞(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中，認為柳詞與《雲謠集》裏的慢詞直接間接有關的有《玉女搖仙佩》，《斗百花》次首，《晝夜樂》前首，《大石調傾杯樂》，《鳳街杯》次首，《傅花枝》，《慢卷細》，《征部樂》，《婆羅門令》，《法曲》第二，《古傾杯》次首，《少年游》**兩首等。)，也可能受了宋太宗大創新聲的影響，因而更進一步地運用當時民間的新聲，為歌妓和樂工大量創製新詞。他以明白如話的語言，宏偉的氣魄，熱烈地歌頌祖國都市的繁榮和祖國自然景物的秀麗;並盡情地鋪敘他對歌妓的一往真摯、深厚的情誼和他自己漂泊天涯的苦悶心情。這就使得廣大市民喜愛他的詞，並同情他的遭遇。陳師道在《後山詩話》裏，說他的詞“天下詠之”；吳曾在《能改齋漫錄》卷十六里，說他的詞“傳播四方”；葉夢得在《避暑錄話》卷三里，記西夏的歸朝官說:“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而《高麗史·樂志》裏也多載柳詞。這都可見他的詞在當時流傳之廣與影響之大。又，王灼在《碧雞漫志》卷二說，今少年十有**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又說，當時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万俟雅言等作詞源流都從柳氏來，這也可見宋人學柳的人之多。後來話本有“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眾名妓春風吊柳七”；院本還有“變柳七”……都寫的是柳永故事。在《醉翁談錄》丙集卷二里，也有有關柳永的“花衢實錄”。

雖然他的詞為廣大市民所喜愛，流傳很廣，影響也很大;可是當時從皇帝、宰相到一般文人學士都以為他是“多游狎邪”的浪子，輕視他“無行”，鄙視他的詞俚俗。宋仁宗曾深斥過他“浮艷虛華”，不取他為進士(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晏殊曾責備他作“針線慵拈伴伊坐”一類的情詞(張舜民《畫墁錄》。)；張先曾譏誚他的早行詞“語意顛倒”(阮閱《詩話總龜》卷三十二引《藝苑雌黃》。)；蘇軾曾怪秦觀沾染柳詞作風(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蘇軾《永遇樂》詞注。)；李清照曾笑他“詞語塵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此外，如王灼、黃升、沈伯時等無不詆毀他的詞俚俗，王灼甚至說他是“野狐涎之毒”(王灼語見《碧雞漫志》卷二，黃升語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沈伯時語見《樂府指迷》。)。不過宋人也有稱讚他的詞的，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晁無咎的話說:“世言柳耆卿之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雲:‘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趙令時《侯鯖錄》卷七作東坡語。)。”祝穆《方輿勝覽》卷十引范縝的話說:“仁宗四十二年太平，縝在翰苑十餘載，不能出一語詠歌，乃於耆柳詞見之。”還有人以為柳詞可比《離騷》的，如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引前輩的詩說:“離騷寂寞千載后，戚氏凄涼一曲終。”戚氏，就是柳永的詞;也有人以為柳詞可比杜詩的，如張端義《貴耳集》卷上引項平齋的話說:“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可見宋人對柳永也有不同的看法。反對他的人並不能壓倒一切，掩沒他的詞的真價。在宣和年間，劉季高因為反對柳詞，竟遭到一位老宦者的攻擊。當時老宦者拿了紙筆，跪在劉季高面前，請他作一首詞看看，結果弄得劉季高無言可答。這也說明宋時人喜愛柳詞情況(徐度《欲掃篇》。)。

可惜的是《宋史》沒有柳永的傳；當時文人學士的詩文集裏也沒有關於柳永的材料；宋人筆記里，偶有零星記載，但各書傳聞異辭，也不完全一致。現在我主要從方誌方面搜集他的事迹，並結合宋人筆記和他所作的《樂章集》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