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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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開展了為富國強兵而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自此，天津成了北方的洋務中心，開辦了一系列的洋務事業，如天津軍火機器總局，並興建北洋水師，及大沽船塢廠，同時也興辦了一批採礦、冶鍊、紡織等民用工業，以及中國最早的鐵路、電訊、郵政和大規模航運。１８８１年修建的從唐山煤礦到胥各庄的鐵路，確立了我國後來鐵路軌寬的標準。只可惜鐵路建成后，當局怕機車震動皇陵，不準使用蒸汽機車，只准用騾馬拖帶，因而成了“馬車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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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維新運動，誕生了一位極其重要的核心人物———時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的嚴復。曾留學英國的嚴復先後在天津《直報》發表了《論世變之極》、《原強》、《救亡決論》等大量文章，提倡變法維新，同時還翻譯了影響更深更遠的赫胥黎《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約翰·穆勒的《論自由》和《穆勒名學》、甄克斯的《社會進化簡史》、耶方斯的《名學淺說》等著作，通稱“嚴譯名著八種”，對後世的中國乃至日本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可就是這個嚴復，當年還被義和團當做漢奸到處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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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義和團出現在１８９９年春，不久就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適值各國侵略聯軍企圖進駐北京，天津義和團立即組織兵力破壞鐵道，節節阻擊，最後將聯軍圍困於廊坊，使侵略軍狼狽逃回天津，取得些許勝利，但又因他們設壇請神，宣揚什麼刀槍不入的把戲，一度引起老佛爺錯覺，放手讓他們抵抗，但未幾後悔，又讓清軍加以圍剿，不久，義和團也就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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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流民與貴族文化兩極分化特別嚴重，但除了洋樓的富人不跟大眾發生來往外，別的各類富人多少在血液里跟各類窮人流民還有點關係，比如，你在餐館裏要是朝一個乞丐狂轟，那可就不像是在上海，把乞丐唬得喏喏連聲而退，天津的乞丐可沒見過這麼欺負人的，他正想找人消停消停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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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個市民的“表演”城市，所以，人好沒事打堆地往一起湊，就為的是看個熱鬧。最有說服力的是有一種叫“了事”的職業，比如，有人騎車把人撞了，兩下剛一爭執，看熱鬧的就圍上來了，一個要走，一個要賠，就等着有人來收場，這時，人群中就擠進來一個，嚷嚷着：嘛事？嘛事呢？只要他一嚷，就有人會心地笑：了事的來了。於是，所有人都給了事的讓，了事的就當仁不讓地先左右問清情況，撈起被撞的人的傷看看，指着騎車的人發話：人是撞了，也沒嘛大毛病，這樣吧，我做主，賠人家２０走人。騎車人嫌多，了事一下就提高了音量：怎麼？不依，那我可走了啊？周圍的人就合著一起嚷嚷：了事的都說了，２０就２０嘛！這麼一幫腔，騎車的就掏２０出來付了。兩方走人，了事兒的也很有成就感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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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的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小事化了唄，天津還有一種“大了”，那可就只能叫折騰人了。大了了啥？當然是紅白婚喪。看人有錢就糟蹋別人的錢，看人不老實就糟踐別人的事。比如說死了人，大了被叫來，那可就什麼規矩都從他嘴裏出了，燈油、紅蠟、臉罩、紙錢、孝帽，一次叫買一樣，一會兒又記起死者是個女的，樣式不對，全換，一會兒又問了死者年齡，顏色又要換，然後是哭，要男性孝子這樣哭，女兒方另樣哭，第二輩這樣跪，三輩那樣跪，不是因為是大禮么？規矩多，禁忌多，明知他是埋汰人的，又不敢不照着他說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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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那麼多人要往白事場合擠，都為著是看個熱鬧，看大了是如何開銷人的。這時的大了就不能僅僅說是來幫人的，幫人有一點，折騰有一點，玩點痞性也有一點，所有人都可從中得到自己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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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一群老太太牽着繩子，打着橫幅，在中環線上一坐就是數天———她們要求政府解決平房積水問題。可是，等到了７月７日，老太太們一個也不見了，只留下一條標語綁在護欄上，標語說：“為了下一代支持高考災區人民忍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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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市民味道很濃，碼頭的結幫拉伙，“三不管”的錢場人場，講的都是一個捧，你捧了我，我也要依禮回敬。所謂受人之恩，及時報答，言語禮節周至繁縟。比如，隔壁頭天從外地給我帶回來一條面料，受着的第二天可能就會端去一大盤大閘蟹，或是從路上叫來別家的孩子管一頓飽，也算臨時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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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沒法扯平，主家於是一直惦着，再次路遇了，主家於是就先拉上了話：冬天了，你家的煤，拉了嗎？今年要多少，怎麼著也得５００個吧？這樣吧，這事你甭管了，我下午給你拉回來就是，我有車去。接煤的客家只好想着法子又去返送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