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1976年 《愚公移山》(1)

1972-1976年伊文思在中國拍攝《愚公移山》

伊文思：漂泊東方的西方人

“文革”時期，外國人受中國政府邀請來華拍攝紀錄片，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的有兩部。一部是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羅麗丹拍攝的《愚公移山》。同安東尼奧尼在中國短短22天的行程不同的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歷時5年完成，片長達12小時，這12集的系列片記錄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世界電影史上伊文思被稱作是紀錄電影的先驅，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時光是在其他國家度過的，被稱為是一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他以攝影機為武器支援民族解放的運動。更因為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1938年拍攝《四萬萬人民》到1988年在中國拍攝完成《風的故事》，他與中國的交往長達半個世紀並多次用攝影機記錄下變動中的中國，他親切地把中國喚作是自己的“第二故鄉”。

電影大歷史：尋找失落的現在

“尋找失落的現在”，米蘭·昆德拉用這句話啟發我們注意到小說中時間的藝術。我不知道曾經用深情的目光注視過中國這片熱土的伊文思，如果依然健在，會用什麼樣的心情再次聚焦中國。又會用什麼樣的心情回望曾經放逐自己的祖國。

1938年伊文思首次來到中國，他看到了民眾的力量，在《四萬萬人民》中他沒有對各種政治力量進行頌揚和嘲諷，有的只是展示事實，縱然審查官們費勁力氣，他的攝影機還是與那些控訴戰爭的目光不期而遇。1946年，伊文思在拍攝紀錄片《印度尼西亞在召喚》，以支持印尼人民爭取獨立的運動而被自己的祖國荷蘭視為叛徒，此後的40多年一直漂泊異鄉。

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就變成了一個隱性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保持沉默。那時中國在世界各國中顯得異常孤立，伊文思預想溝通西方人對於中國的理解，但是卻陷入一個理想烏托邦式的中國里：一切都是人為安排的。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塞納河左岸的藝術影院上映，映期長達6個月，然而它在西方得到的喝彩卻是短暫的，隨着中國政壇的巨變，有人開始懷疑這部有着烏托邦色彩紀錄片的真實性，善良的人認為伊文思被中國人欺騙了，不友好的則認為他們幫助中國人欺騙了西方。伊文思選擇了沉默，而沉默的代價是使得他們在歐洲長達10年找不到工作，被歷史的齒輪無情咬傷的伊文思用深情的熱愛療養傷口。

其實真正讓我感動不已的是曾經看過的伊文思那些詩意盎然的影片。《雨》讓我想像年輕的伊文思肯定正在談一場戀愛，他會讓朋友們一旦發現有雨就趕緊打電話通知他，他就抱着攝影機去拍那場雨，去赴一場約會，等待與那個人相遇，但那個人卻如此喜怒無常，或許只是一場陣雨，或許那個穿着米色風衣，抱着攝影機的年輕人只是空歡喜一場。回顧伊文思早期的紀錄片《橋》同樣是運動的誘惑，滑輪的轉動、繩索的抖動、光影的變化和愉快的節奏，使得伊文思引導觀者在思考的不僅是運動的本身，而是無生命的機械像人一樣，而“我”又在哪裏？伊文思將詩意叢生的美妙想法介入紀錄片的拍攝，無生命的物體佈滿了作者目光的投影。

我們來到《塞納河畔》，時間是1957年，當時伊文思59歲，對於當年聚居在塞納河左岸的藝術家來說，這條河就是他們的靈感源泉，那些奔跑的孩子和嬰兒，傳遞磚頭的工人，在窗口晾被單的婦女，和堤上擁吻、樹下相擁的戀人，還有那突如其來的雨中快樂奔跑的情侶……59歲的伊文思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背影並沒有遠逝，與自己擦肩而過的是逝去的時光。

這部尋找青春詩意的《塞納河畔》獲得了當年的康城電影節大獎，站在這個點上對於《雨》和《橋》是一種回憶，卻也醞釀著《風的故事》的深奧思緒。更值得慨嘆的是它們有意或無意的被夾在了政治電影的文獻之中，卻如此淡定和安然。1988年完成的《風的故事》是伊文思一個久遠的夢想，是他生命的結語，也是大師的絕命之作。伊文思有很多話想說，他是導演又成為了演員，90歲的他眨着迎風流淚的眼睛，注視着鏡頭，白髮翻卷，淚眼模糊，伊文思在風中手舞足蹈的像個孩子，他自由了。對於一個被放逐一生的人，一個具有懷疑精神又無比真誠的人，御風而行是他最直接要表達的意義。

伊文思從小就渴望自由飛翔，影片的開始就是他坐在自己製作的木頭飛機里，他說“媽媽，我要去中國。”而他的祖國，人們依舊稱伊文思為“飛翔的荷蘭人”。在《風的故事》裏，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完滿的結局，伊文思從一位藝人手裏接過一個燒制的面具，作為回謝，他送給藝人一盒膠片———他的第一部電影。面具與片盒，風與電影……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但是時間輸了，對永生者而言。

口述影像：《愚公移山》與“中國緣”

中央電視台《見證》欄目曾經播出過6集電視系列紀錄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國》，第一次使國人有機會看到“文革”時期伊文思在中國拍攝的《愚公移山》以及他在中國拍攝的所有影片的一些片段。該系列紀錄片的導演、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資深攝影師兼編導邵振堂先生，講述伊文思與《愚公移山》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