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 奇葩《閃閃的紅星》

1974年故事片“奇葩”《閃閃的紅星》

潘冬子：非常歲月里的閃閃童心

1973年，“樣板戲”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無論是普通觀眾還是創作人員都對“樣板戲”產生厭倦心理，因為群眾的要求和電影工作者的擁護，停頓了7年之久的故事片創作逐漸恢復起來。拍攝故事片是讓當時的不少電影廠和電影導演頗為興奮的事情，因為較之拍“樣板戲”的“不走樣”來，故事片的創作自由度大了很多。

口述影像：“潘冬子”與一部戲的傳奇

原著小說《戰鬥的童年》

1961年作家李心田出版了《兩個小八路》很受孩子們的歡迎，三年後《戰鬥的童年》完成。故事講的是江西根據地的一位紅軍，長征時給家中留了一頂帽子，帽子裏有他的名字，後來這位紅軍的兒子拿着帽子找到了他的父親，帽子上有一顆紅星。李心田留下的謄清稿得以在197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恢復出版工作后出版，最後更名為《閃閃的紅星》。小說流傳開來，八一廠很快把它拍成電影。

《閃閃的紅星》拍攝於1974年，與另一部經典兒童影片《小兵張嘎》的拍攝相隔11年，比較起60年代故事片的創作空氣，《閃閃的紅星》的拍攝是在“文革”時期，這部彩色的兒童影片對於八一廠，對於整個攝製組來說都更像一項政治任務。當年的電影界很流行的一個口號是“上不上是個立場問題，拍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水平低、功力不夠都可以諒解，但是政治立場卻一定要站穩、站高。於是在接到拍攝任務后，1973年的9月下旬，攝製組就點齊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奔赴江西外景地。

妙手偶得潘冬子

一部兒童電影的成敗，小演員的表演成功與否是最為重要的因素。就像當年北影廠拍攝《小兵張嘎》時選擇“嘎子”一樣讓導演傷透了腦筋。但是《閃閃的紅星》情況有很大不同，那些孩子身上十分寶貴的調皮和搗蛋不可能在“文革”時期緊張的氛圍下重現，而十分幸運的一點是，“潘冬子”濃眉大眼、胖胖臉蛋的可愛形象實在給觀眾留下太深的印象。

副導演師瑋由導演李俊安排為負責挑選和指導小演員的工作，師瑋在五六十年代就活躍在影壇上，出演過《不夜城》、《秘密圖紙》等影片，這次選“潘冬子”由於劇本已經定位成塑造小英雄，並按照“三突出”的原則全片幾乎所有情節都要圍繞他展開，小演員成為矛盾與劇情的中心，這給選角帶來很大的壓力。

師瑋與幾位副導演在北京市內的一些小學看了一百多個孩子，但是一無所獲。正巧當時趕上勞動節各校文藝活動匯演，年僅9歲的三年級學生祝新運在學校演出讓電視台看中，在電視裏播放時引起攝製組注意———這個孩子給人的感覺從形象和氣質上都非常符合劇情中的“潘冬子”，總導演李俊更是當即拍板，就是他了！

“潘冬子”笑場挨訓

對於一個剛剛9歲的孩子來說，離開父母身邊跟隨一些不熟悉的人跑到很遠的地方拍電影的確是一件很害怕的事情。而拍兒童影片最難的也是引導小演員進入規定情景，讓孩子們相信劇中的故事是真實的，才可能投入進入。但是一進入拍攝現場，祝新運卻總入不了戲。在拍冬子媽被胡漢三率領的白狗子還鄉團燒死在草房中的重頭戲時，要求潘冬子望着熊熊烈火，流着眼淚阻止試圖衝進去救媽媽的鄉親們。師瑋啟發他：因為這場戲他成了沒爹沒媽的孤兒，剩下一個人怎麼辦？說到傷心處，師瑋不禁哽咽起來，沒想到9歲的祝新運卻覺得挺好玩，一下子笑出聲來，全場頓時嘩然。散場后導演李俊十分嚴肅地訓了小傢伙一頓，自那以後，祝新運再也不敢走神了。

潘冬子的“不惑之年”

少年得志的祝新運因為《閃閃的紅星》一舉成名，雖然當時得到的“報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寫着：“祝新運同志留念，八一電影製片廠《閃閃的紅星》攝製組贈，1975年9月11日”，但是“無形資產”卻是無法用錢來衡量的，這就是家喻戶曉的知名度。

那時祝新運最大的願望就是當解放軍，後來他從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后，果然進入八一廠，從場記，到副導演再到導演。面對過去的輝煌，祝新運說：“人們對於潘冬子，忘掉也好，不忘掉也好，我覺得都是我的幸運。”或許所有的童星在走過少年、走過青年時代后都會有相似的困惑，正如祝新運所說：“當你再朝你的人生道路上往下走的時候，就有了一種束縛，就是這種東西，成了制約自己發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