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島紀事(1)(圖)

火燒島紀事(1)(圖)

綠島,對台灣絕大多數走過戒嚴歲月的人來說,是個神秘而具有各種複雜意涵的地方,既有禁忌與恐懼的陰影,又有犯罪與懲罰的色彩。等到政治“解嚴”后,許多曾在綠島被關過的政治犯成為活躍的政治人物,又彷彿代表了一種人權與自由的象徵。這多變的意涵與色彩,正也代表了台灣戰後所走過的複雜歲月。

綠島,距台東十八海里,與蘭嶼相隔四十海里。冬春季節,西北風強烈,海面上的波浪被強風颳起,變成小雨點,降落在島上的草木上,使之受鹽分的侵襲而乾枯。站在台東遠眺,像是火災過後,寸草不留,故稱“火燒島”。日據時代這裏專門用來放逐重大流氓犯。

台灣光復后,當局更其名為“綠島”,因夏初咸雨過去,其草木重生,漫山遍野又成綠色之故。綠島島民多以捕魚為生,人口有數千人。1951年,當局在綠島設“新生訓導處”。此前國民黨軍在登步島俘虜解放軍官兵百餘人,押來台灣,先是安置在台北近郊的內湖看守所。後來,繼在南日、東山、大陳等戰役中又俘獲了一些人,內湖看守所太小,不夠容納,於是便遷到綠島。“新生訓導處”的主要工作就是對犯人進行思想改造,故稱為“新生”。當時實施戒嚴,壓抑異議,不少知識分子因言獲罪,也有許多人因黨派勢力傾軋暗鬥,或以莫須有的罪名遭致陷構,也被送到綠島來。

高峰時期,新生訓導處共有三個大隊,每個大隊轄四個中隊,一個中隊又轄二個分隊,此外還有一女生分隊,最多時有一千七百多人,平均年齡在三十歲以下。犯人依其被認定案情的輕重,刑期不一。1951年初來綠島的犯人多在十年內被釋放,送回台灣本島謀生。由於送到這裏來的都是政治犯,屬思想和信仰問題,管訓者和被管訓者實際上始終處於意識和情緒的對立狀態,綠島對雙方而言都成為一特殊的人生經歷,這也是現代台灣政治、社會甚至文學的特殊議題。

有關早期綠島政治犯的生活,李鎮州在《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中寫道:“每天早飯後,都有一小時的‘小組討論會’,討論的題目由訓導處統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課的課程中抽出。小組以班為組,設組長一人,討論時主席一人,由新生輪流擔當,每一題換一次主席,記錄一人,也和主席一樣輪流,每一組有一個經過政工訓練的長官幹事旁聽,隨時注意每一個人的發言,沒有沉默的自由。”此外,秦漢光在《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一書中寫道:“唱歌,除了早點名時,必須要張口大聲唱《新生之歌》,集合時是練習新歌以及複習已經學會的老歌。這是件令我們痛苦但必須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幾首,真是要命。我記得《新生之歌》的歌詞是這樣的:‘三民主義的洪流,粉碎了我們的迷夢,我們不做**的奴隸,我們要做反共的英雄,起來,新生同志們!起來,新生同志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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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0世紀難忘的歷史瞬間:歲月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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