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島紀事(1)（圖）

綠島，對台灣絕大多數走過戒嚴歲月的人來說，是個神秘而具有各種複雜意涵的地方，既有禁忌與恐懼的陰影，又有犯罪與懲罰的色彩。等到政治“解嚴”后，許多曾在綠島被關過的政治犯成為活躍的政治人物，又彷彿代表了一種人權與自由的象徵。這多變的意涵與色彩，正也代表了台灣戰後所走過的複雜歲月。

綠島，距台東十八海里，與蘭嶼相隔四十海里。冬春季節，西北風強烈，海面上的波浪被強風颳起，變成小雨點，降落在島上的草木上，使之受鹽分的侵襲而乾枯。站在台東遠眺，像是火災過後，寸草不留，故稱“火燒島”。日據時代這裏專門用來放逐重大流氓犯。

台灣光復后，當局更其名為“綠島”，因夏初咸雨過去，其草木重生，漫山遍野又成綠色之故。綠島島民多以捕魚為生，人口有數千人。1951年，當局在綠島設“新生訓導處”。此前國民黨軍在登步島俘虜解放軍官兵百餘人，押來台灣，先是安置在台北近郊的內湖看守所。後來，繼在南日、東山、大陳等戰役中又俘獲了一些人，內湖看守所太小，不夠容納，於是便遷到綠島。“新生訓導處”的主要工作就是對犯人進行思想改造，故稱為“新生”。當時實施戒嚴，壓抑異議，不少知識分子因言獲罪，也有許多人因黨派勢力傾軋暗鬥，或以莫須有的罪名遭致陷構，也被送到綠島來。

高峰時期，新生訓導處共有三個大隊，每個大隊轄四個中隊，一個中隊又轄二個分隊，此外還有一女生分隊，最多時有一千七百多人，平均年齡在三十歲以下。犯人依其被認定案情的輕重，刑期不一。1951年初來綠島的犯人多在十年內被釋放，送回台灣本島謀生。由於送到這裏來的都是政治犯，屬思想和信仰問題，管訓者和被管訓者實際上始終處於意識和情緒的對立狀態，綠島對雙方而言都成為一特殊的人生經歷，這也是現代台灣政治、社會甚至文學的特殊議題。

有關早期綠島政治犯的生活，李鎮州在《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中寫道：“每天早飯後，都有一小時的‘小組討論會’，討論的題目由訓導處統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課的課程中抽出。小組以班為組，設組長一人，討論時主席一人，由新生輪流擔當，每一題換一次主席，記錄一人，也和主席一樣輪流，每一組有一個經過政工訓練的長官幹事旁聽，隨時注意每一個人的發言，沒有沉默的自由。”此外，秦漢光在《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一書中寫道：“唱歌，除了早點名時，必須要張口大聲唱《新生之歌》，集合時是練習新歌以及複習已經學會的老歌。這是件令我們痛苦但必須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幾首，真是要命。我記得《新生之歌》的歌詞是這樣的：‘三民主義的洪流，粉碎了我們的迷夢，我們不做**的奴隸，我們要做反共的英雄，起來，新生同志們！起來，新生同志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