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無處不在(4)

在本書的好幾個地方，我都說過，變化是件好事，傑夫的表現為此做了證明。

至於我們是如何挑選傑夫，以及為什麼的問題，我想自己永遠不會給出答案。當時，我們有三位太出色的候選人了—傑夫、鮑勃·納德利和吉姆·麥克納尼，今天再對那時的挑選過程進行公開分析似乎沒有必要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如今，鮑勃和吉姆都在各自的新崗位上取得了輝煌的業績—鮑勃成了家居貨棧公司的CEO，而吉姆則領導着3M公司。

我要說的是，在那天結束的時候，董事會和我選出了我們心目中GE的最佳領導者，而傑夫的表現證明了我們的明智。

下面的問題是我在冰島首都雷克亞未克舉行的經理人座談會，以及在倫敦舉行的一次有12人參加的商業晚餐上聽到的：

歐盟的未來如何？

長遠地看，非常有前途。

與對中國的擔心和憤怒相反，有人把歐洲看成一個巨大而笨拙的官僚機構，由於集體行動的不便，它從來不曾充分發揮出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潛力。也許在短期內的確可以這樣說，但假以時日，歐盟將證明這是錯誤的。

請記住，歐洲經濟聯盟的建立不過15年，而它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想一想，如果美國今天的50個州在過去的好多個世紀裏都有自己獨立的政府、法律、語言、貨幣和文化，就像歐洲的成員國一樣，那麼整合的難度會有多大。歐盟在這樣短的時間裏能做得這樣好已經夠讓人驚訝了。

毫無疑問，歐盟在實現其創建者的經濟夢想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現有的統計數據已經足以給人一種關於它未來潛力的印象：歐盟25國加起來有億人口，比美國多50%，GDP達到11萬億美元，與美國相當，為日本的倍，中國的7倍。

這些數字使人印象深刻，如果考慮到歐盟新成員國的影響，包括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其他“新歐洲”國家，那會更加輝煌。在過去10年，從布達佩斯到布拉迪斯拉法，從布拉格到華沙，我看到的是興奮、樂觀—與巨大的成就。新一代企業家和小生意人正在追求機會和成功，他們的政府表現良好，削減了稅率，採取了其他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措施。結果導致了經濟增長率的顯著提升，尤其是與現在的“老歐洲”國家相比更是出色。

不錯，老歐洲有着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布魯塞爾設立了太多的官僚機構，許多國家的政府還在竭盡全力維護自己原來的主權；由於自己久遠的文化傳統，法國和德國對歐盟的建設尤其三心二意，還經常有自私的行動。

不過，這些問題都不是不可克服的。華盛頓、東京和北京也都是官僚機構林立。隨着歐洲各國的新一代領導者掌握權力，隨着歐盟自己的領導地位逐年提高，那些狹隘的、為舊經濟秩序服務的政府將逐漸被取代。例如，法國政府就開始放鬆了對於每周35小時工作制的機械支持，並建議企業直接與員工就工作時間表的問題進行談判。

很快—也許比許多人預期的還要快—全球競爭的壓力和新歐洲的能量將產生有力的共同影響。傳統的平均主義思潮所造成的巨大束縛將被解放，歐盟將穩步前進，人們將更熱情地擁抱自由市場經濟。

下面的問題來自一次在拉斯維加斯召開的技術與創新大會。那次會議持續了三天，我是20位發言人之一。

您認為，由於《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公司董事會將發生哪些改變？

這個問題我在不同場合聽到過不同的版本。無論是在澳大利亞還是在歐洲，人們都越來越關心公司治理的問題，而不像以前那樣局限於股東大會和商學院的教室里。

因此，在股票泡沫破滅和公司醜聞暴露之後，人們不免提出質疑：“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中，董事會究竟在幹什麼？他們為什麼就沒有發現優秀的業務？”

很快，政府通過了新的法律和監管規定，要求董事會和高層經理人對於他們應該監督到的任何**事件負責。一般來說，像《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這樣的舉措是件好事，對於重建經濟信心是必要的。

但是法律自身永遠不能保證良好的公司治理。

在有的企業的董事會中，財務委員會是由一名財務教授、一名會計師與幾位繁忙的CEO組成。他們都來自遙遠的地方，絕對不可能每月花上幾天的時間去仔細研究一家公司的賬本，證明所有的事情都越來越好。設想一下，你如果擔任一家跨國銀行的董事，就需要面對做各種交易的人，無論是倫敦市場上日元與歐元的掉期交易，還是美國商品期貨市場上的賣空行為……即便對於許多小公司而言，要讓委員會跟蹤的事情也太複雜了，每天都有數百筆交易，到處都是。

儘管董事會並不是警察，但他們還是必須保證公司有公正的審計人員、嚴格的內部流程、精密的控制和為這些目的服務的企業文化。

董事會還有其他任務，如選擇CEO、任命高層經理。事實上，他們需要認識高層管理團隊中所有的人，以及自己的同事。董事會還監督着公司的宗旨：它是否現實？人們是否能理解？是否得到了執行？是否取得了成果？

董事會還需要把公司上下團結在一起，這也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必須訪問業務現場，與各個層級的員工進行面對面的、有意義的談話。這是一種微妙而重要的看門人式的角色，而董事會能通過它為公司做出實質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