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暫的哀榮

毋庸諱言，當上攝政王的多爾袞始終未能泯滅心中的稱帝之念，曾無限遺憾地對心腹抱怨道：“若以我為君，以今上居儲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多爾袞並非不具備稱帝的實力，明清之際動蕩的時局也不止一次為他提供了黃袍加身的機會，當多爾袞統帥清軍主力抵達北京朝陽門時，跪迎道旁的前明官員口呼萬歲，旋即具表勸進，在當時“關內關外咸知有睿王一人”，順治“沖齡，遠在盛京，彼若肆然自帝，誰能禁之？”即使在多爾袞遷都北京、迎接順治來北京之後，依然有漢族官員請多爾袞“正大位”。

然而多爾袞卻一次又一次坐失稱帝良機，無子乏嗣固然是個因素，但並不是最重要的，沒有子嗣的李自成從一片石敗歸后，在從北京撤退之前還匆匆忙忙登基即位，過一把當皇帝的癮。

多爾袞之所以克制強烈的稱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不願因內部的權力之爭而使得清王朝失去一統海內的機遇，所以他在佔領北京后，立即派人迎接順治到北京登極，以保證八旗勁旅能一致對付明殘餘勢力的抵抗。

對九五之尊的嚮往使得多爾袞並不滿足攝政王的頭銜，而且極力想使自己成為事實上的皇帝：多爾袞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王殿台基違制”，罷其輔政；又以“體有風疾，不勝跪拜”不再向順治行君臣之禮；為了凌駕順治之上多爾袞竟然當上了“皇父攝政王”；還在順治七年追尊生母烏拉那拉氏為“孝烈武皇后”，“配享太廟”。

平心而論，在一個有一夫多妻傳統的社會，按照嫡庶有別的觀念以及皇家的規矩，大福晉就相當皇后的名分。

但由於皇太極繼承了汗位，從來就沒當過大福晉的葉赫那拉氏卻被尊為“孝慈皇后”，努爾哈赤的三位大福晉——佟氏、富察氏、烏拉那拉氏沒有一個能得到皇后的稱號，佟氏的稱號是元妃，富察氏的稱號是繼妃，烏拉那拉氏的稱號是大妃。

可真應了母以子貴那句古話，兒子當上皇帝，生母得到皇后的殊榮，但在封建禮制中嫡母的皇后名分是不能被剝奪的。

可是皇太極在追尊生母的同時卻剝奪了嫡母們的名分。

已經成為事實上皇帝的多爾袞當然咽不下這口氣，大權在握的他追尊已經當了七年大福晉的母親為“孝烈武皇后”，這本來就是他母親早就應該得到的。

烏拉那拉氏的“孝烈武皇后”頭銜以及“配享太廟”的哀榮享有還不到一年就因為多爾袞於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去世（１６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而成為曇花一現。

為了爭取兩白旗大臣的支持、穩定局勢，順治在十二月十八日（１６５１年１月９日）下達了多爾袞葬禮“合依帝禮”的命令，並充分肯定了多爾袞當“太宗文皇帝（既皇太極）升遐之時，諸王大臣擁戴皇父攝政王，堅持推讓，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統一天下，至德豐功，千古無兩”的豐功偉績。

此後七天（十二月二十五日，１６５１年１月１６日）又頒佈追尊多爾袞為義皇帝、廟號成宗的詔書，再次肯定了多爾袞“辟輿圖為一統，攝大政者七年”的歷史地位。

可悲的是在多爾袞被追尊為義皇帝后還不到兩個月，就風雲突變，已經控制住局面的順治以“殯服違制”對多爾袞的追奪論罪（順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１６５１年３月１２日），在籍沒家產追奪睿王封爵的同時也就一併撤銷了“孝烈武皇后”的尊號，烏拉那拉氏的稱號又變回大妃。

在順治的曾孫乾隆即位四十三年時（１７７８年）下達了為睿王昭雪的命令，充分肯定了多爾袞在“追殲流寇，撫定疆陲，創製規模”，“奉世祖（順治廟號）車駕入都，成一統之業”的貢獻，並對“殯服違制”之說予以駁斥：“朕念王果萌異志，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始以殯服僭用龍賓，證為覬覦，有是理乎！”而當乾隆皇帝看到實錄中記載多爾袞對諸王大臣所說“有忠於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忠於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為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為篤忠”，“明君臣之大義”，“豈可不為之昭雪，宜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謚曰‘忠’，配享太廟”，大清王朝總算還沒忘記這位定鼎中原的決策人。

在烏拉那拉氏的兒子中最有悲劇色彩的就是有勇少謀的阿濟格，在皇太極統治時期他的地位始終比兩個同母弟弟低，崇德改元封給他的頭銜是郡王，而當上了正白旗旗主的多爾袞，即使在當上攝政王后對阿濟格也一直心存防範，禁止兩白旗大臣同阿濟格來往。

阿濟格在多爾袞去世后曾在兩白旗大臣中遊說、勸他們擁立自己繼續擔任攝政王，並秘密派人通知自己的兒子勞親“多率兵”來獵所。

順治及其母親孝庄皇太后利用兩白旗大臣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況爭取兩白旗大臣倒戈，以至多爾袞集團的骨幹額克親、羅什、博爾惠、吳拜、蘇拜等人在護送多爾袞靈柩回京途中，一舉將阿濟格父子抓獲。

繼之而發生的就是對阿濟格圖謀攝政一案的審理，順治八年正月初六（１６５１年１月２６日）議政王大臣會議對阿濟格做出終身幽禁、籍沒家產的判處。

性情剛烈的阿濟格因在幽所舉火**而被處死，也算得上不成功便成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