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後遺事

１９０１年，八國聯軍退軍，慈禧命令珍妃家人將珍妃從井中撈起，裝殮入棺。

由於井口太小，打撈珍妃費了很大的力氣，後由她的家人安葬於北京西郊的田村。

慈禧回宮后，開始對西方列強格外小心起來。

為了能在西人面前好下台，崔玉貴當仁不讓，成了珍妃墜井事件的替罪羊。

他因此事被慈禧逐出了皇宮。

害死皇妃這樣的罪名，豈是簡單的外逐可以了結的？可見慈禧並未真心想要怪罪他，不過是借他下台罷了。

果然，不久之後，崔玉貴又被慈禧重新招進宮中當差，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不僅如此，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慈禧還降下懿旨掩人耳目：“上年京師之變，倉促之中，珍妃扈從不及，即於宮闈殉難，洵屬節烈可嘉，加恩着追贈貴妃，以示褒恤”，試圖向世人表明，珍妃是為了免受洋人侮辱，而自願殉難的，一個“皇貴妃”的封號就把所有的過錯和宮廷的猙獰面目都給抹得乾乾淨淨。

朱誠如先生主編的《清史圖典》第十一冊中對珍妃之死有如下一段評述：“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出逃時，命太監崔玉貴將珍妃推入井中溺死，後為掩人耳目，對外聲稱珍妃是由於‘倉促之中’‘扈從不及’而於宮內殉節，還煞有介事地表彰她為‘節烈可嘉’，次年並追贈皇貴妃號‘以示褒恤’。”應該說，以此評述作為珍妃之死蓋棺定論之論是公正的，也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當時最難過的，除了珍妃的家人，還有光緒。

他早在出宮之時就得知珍妃墜井的消息。

雖然貴為一國之君，號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卻已是落魄之身。

他連自己的性命都不由自己控制，更不要說保護自己最心愛的女人了。

光緒雖然傷心，還要剋制自己不能在慈禧面前顯露得太明顯，以免招來慈禧的厭惡。

在隆裕皇後去世后，已成為皇太貴妃的瑾妃，才將妹妹的靈柩遷葬清西陵的崇園妃陵寢。

宣統退位后，在珍妃井北側的懷遠堂東間，瑾妃為珍妃設置了一個小小的靈堂，以示哀悼。

靈堂上供着珍妃的牌位，還懸挂一張匾額：“精衛通誠”，以此來追悼妹妹的早逝和褒獎其對光緒的忠誠。

１９２４年瑾妃病逝后，也和妹妹埋在了一起。

崇妃園寢建於清朝末年，建成於民國初年。時光流轉。珍妃，包括她摯愛的光緒皇帝，她又恨又怕、翻雲覆雨的婆婆慈禧太后，她的姐姐瑾妃，她的對頭隆裕，是非恩怨，都已經消失在歲月中。

作為一位歷史人物，珍妃得到的懲罰實在太多。

在她短短二十五年的生命里，皇妃的身份帶來的痛苦遠遠多過榮譽，皇宮的規矩帶來的屈辱遠遠多過給她的名分。

她是懷着一腔仇恨離開這個世界的。

她恨那些出賣皇帝的告密者，恨那些為了一份錢糧像哈巴狗一樣乞求太后訓政的人，恨那些動輒以祖宗家法反對變法維新的人，恨那些把國家推進苦難深淵的人，恨那些把自己置於死地的人，她恨不得踏平萬壽山、填平瀛台四周的水……如果戊戌變法成功，她也許會在中國的近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她也許會有輝煌而又得意的後半生，但是歷史已經永遠不能改寫了。

事實上，戊戌變法的失敗，又豈是珍妃一個人的悲哀？中國不僅失去了一批維新志士，也失去了１９世紀最後一次近代化的機會。

西方列強在１９世紀末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以後，開始轉向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它們對殖民地的依賴越來越深，中國面臨的將是越來越殘酷的殖民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