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煒:心中有我,眼底無他
苗煒1992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進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作,1993年被招聘進《三聯生活周刊》,現為執行主編。
我1992年大學畢業,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黨委宣傳部,編一份校園報紙。工作真的很無聊,更辛苦的是,我上一次班在路上要三個小時,當時還沒有京通快速路,大北窯到二外好像叫"建國路",312路公共汽車能把人擠成肉餅,小公共在學校門口招攬生意,叫喊:去北京去北京了。我心裏想:我怎麼跑到不是北京的地方工作了。
我上班的時候以背英語單詞為主要消遣,有一天中午,腦子累了就走出辦公室,發現樓道里站着一漂亮姑娘,她是學校廣播站的,我把她邀請到辦公室里聊天,問她:"你們前幾天播了個女的唱歌,那女的是誰?"她說,那是個台灣歌星,叫孟庭葦。廣播站這姑娘後來轉錄了一盤磁帶給我,裏面有"冬季到台北來看雨"。1993年初夏,我在學校門口的公共汽車站又碰到廣播站姑娘,她告訴我,她要畢業分回到廈門了,我告訴她,我要到三聯書店去工作了。
9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青年報》是份很好看的報紙,我在那上面看到三聯書店《生活周刊》的招聘信息,就報名參加了考試,考試分三場,第一場是面試,第二場是英語翻譯,給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新聞周刊》上的報道,一篇是《時代》的報道,讓你任選一篇翻譯成中文,前者稍長,後者稍短,我在二外背了大半年的英語單詞派上了用場,我立刻看出來,前者的生詞很少,而且是社會新聞,後者的生詞較多,而且是經濟新聞,我選了前面那個來翻譯。並且在那個時刻就確立了我未來的新聞觀念:社會新聞通俗好懂,經濟新聞莫名其妙。
說實話我那時候對新聞之類的東西毫無概念,更不認識生活周刊那些大腕都是誰。第三輪考試是採訪,秘書阿芳給我個名單,上面是一些大腕兒的名字,後面注着他們的身份,虛虛實實,讓我隨便挑一個採訪,告訴我:採訪完了寫一短文就行。我就挑了個叫"西林"的,他的身份是"養寵物的"。上樓到了一間大辦公室,一幫前輩坐在裏頭,採訪就當著這些人開始,我和"西林"聊了20分鐘,然後報告說:"我採訪完了"。錢鋼問我:"你怎麼不記筆記呀?"我說:"阿芳告訴我寫幾百字就夠,那還記什麼呀。"
錢鋼老師的質問讓我頗為忐忑,但還是只寫了600字就交差。後來我知道,我採訪的那胖子叫陳西林,是《中華工商時報》周末版的編輯,他那報紙上有一個欄目叫"五味人生",專門發300字到500字的小文章,我很快就開始給他們寫稿子。
剛進"三聯",我對錢鋼、楊浪、賀延光這些大記者的名字一概不知,直到有人告訴我,畢熙東會擔任生活周刊的體育部主任,我才明白這幫人的分量。我當時全中國就知道一個記者的名字,那就是老畢,我看他的足球評論。進入"三聯"之後,我的理想就是跟着老畢做體育新聞,能免費看足球,能在報紙上發議論。如果能在《足球》報"京華新村"上每周寫上800字的評論,那我這輩子的理想就算實現了。
1994年世界盃,《中國足球報》創刊,老畢把我介紹到那裏幫忙,每天看完球寫300字的短評;1995年的某一天,老畢要我開始給"京華新村"寫稿子,他帶我去見《足球》報老闆嚴俊君,在足協附近的一個賓館,房間裏很凌亂,老嚴坐在椅子上看字帖,他指着字帖上的一幅字問我:"你看這幾字寫的怎麼樣?"那八個字是"心中有我,眼底無他",我說:好。老嚴說:"寫字要做到這樣,寫文章也要這樣--心中有我,眼底無他。"
從1994年,到1996年周刊正常按照半個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其間兩年的時間,這本命運多舛的雜誌大多處在和投資方分分合合的狀態中。黃集偉曾經寫了個小說,幻想2008年的周刊是什麼樣子,結尾處是主編一聲號令要大家開選題會。我當時建議他這樣修改--改成創刊倒計時會議。我們那時候老說要創刊了,要倒計時了,我琢磨着到了2008年,這本雜誌也未必能創刊。
雖然雜誌不能儘快面市,不過工資倒照發,而且居然加薪50%,從400塊到600塊。有些同事紛紛離去,我則想,到哪裏找這樣好的工作:不用幹活還發錢,偶爾來上班就討論雜誌如何定位這樣虛頭八腦的問題。從家到凈土衚衕,騎自行車15分鐘就夠,比二外可近多了。我上大學時寫的一個小說在一本文學雜誌上發表,給我寄來300塊錢的稿費,那小說萬字,我給其他報紙寫文章,稿費從千字20塊到100塊不等,足球報顯然是最慷慨的,一篇文章375塊,這筆賬一算就明白,我寧願天天在家寫一篇球評,也不會去寫小說了。1995年足球聯賽火爆,北京有兩家小報都以足球為頭版,我在這家小報寫完了,再給另一家小報寫。每天早上我在明媚的陽光中醒來,盤算如何打發無所事事的時光,每天1000字的寫作習慣就是那時候養成的。
有個美國人說過,體育記者是這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好的謀生方式;我想修改一下,雷克·雷利那樣的體育專欄作家,才是最好的差使,他可以看全世界最好看的比賽,採訪體育明星,會晤體育圈內各色人物,但不用寫報道,拿的年薪卻高得不得了。
1996年,《三聯生活周刊》終於走上正軌。朱偉接手之後,我依舊是寫體育,他編的第一期稿子,體育大概佔了10頁,寫的是辛普森和泰森的故事。1996年的雜誌就有"生活圓桌"這樣一個欄目,當時請一幫著名作家給寫,後來覺得那樣的文章沒意思,朱偉原來是搞文學的,他說文學承載的信息量太小。我給"圓桌"寫的第一篇稿子是"悶死在網球場上",他看了以後說:不要那個結尾,寫文章不要歸納總結。這句話實在讓我如釋重負,茅塞頓開。再後來我接着擔負圓桌的編輯工作,我看到了許多好文章,記下了好多有意思的人與事,總是會有一個人寫出很好玩的東西,然後連着寫了一段時間,然後慢慢枯竭,不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