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星：自己與自己交鋒的人(2)

第一次交鋒：與新聞的交鋒、與現實的交鋒

這是一張黑白照片：29歲的張建星，鬍子拉碴，穿着已經皺巴巴的軍裝，脖子上隨意搭條滿是汗水的毛巾，疲憊地站在樹林叢中，一手重重地拄着可能是用來撲火的木棍，另一隻手卻又是輕柔地扶着細弱的樹枝。

這是1987年震驚國人的大興安嶺特大山火事件中的一張現場照片，照片中人是隨軍記者張建星。在拍照時，他戴上一副墨鏡掩蓋了在長時間與山火的搏鬥和新聞的采寫后的疲憊，他寫道：“我們睏倦或感到疲憊，我們希望超脫或希望喘息片刻的時候，我們的記者夢也許就完了。”那時，他是一個瘋狂的記者，每日4個版上常常就有5篇稿子來自他，後來報社規定，每天張建星的稿件最多只能署名三篇，其他得用筆名。他還抱着氧氣袋在西藏採訪42項援藏工程，被報社領導認為有“作秀”之嫌，中途招回。

“一個不肯安靜的靈魂，一支不肯停頓的筆，然後，才是一個優秀的記者。”這是張建星對“記者”天性的領悟。1994年的一天晚上，《新聞聯播》播發了他獲得“范長江新聞獎”的消息，張建星興奮得跳起來，一把抱住了他白髮蒼蒼而久病纏身的母親。

“那是我剛當記者的一個寒冷的初冬，趕發完新聞稿，已是深夜兩點。騎車回家，將至最後一個丁字路口的時候，我恍惚看到路燈下有一個人影。是母親！沒有想到母親深夜等我。我知道母親的惦記，她不知道報社的電話，也不會打電話。她只有站在被寒風灌滿的街口，耐着寒冷，也耐着焦灼等着她的兒子平安回家（張建星《寫給母親》）。”這是1983年寒冷的初冬，張建星的傳媒事業才剛剛起步，這一幕在他眼前浮現時，或許亦是他投身這個事業永遠的原動力。

他說：我選擇這個事業，正是因為我所從事的事業永遠不會是平淡的，每個時代都有石破天驚的故事，一個記者怎麼可能進入禪般的平淡和從容呢？我們必須追隨這個時代，我們必須是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

“說來慚愧，我對文字最初的熱愛是極功利的。”張建星所說的“功利”其實指的是：出生窮困家境的他，13歲便發現寫字可以賺錢，“寫一部書可以給50元錢。50元錢啊！媽媽該會多高興！”於是，他用撿來的傳單開始寫長篇小說《風浪里的人們》。後來，他寫的小詩被學校刊物發表，“我那幾乎沒有文化的父親，背着我拿到他工作的小學，向那些根本看不起他這個（因‘文革’影響被迫成為）看門人的小學教師們展示。”張建星說他迷上新聞業，某種程度上是感到“一種難以拒絕的黑色誘惑”——那些生活中的不平！那些人群中的污濁！

張建星以寫社會問題和揭露性報道起家，一部紀實文學《魔鬼市場》則顯示其新聞洞察力更令其作品進入新聞教程，在《天津日報》開設的《今早相會》社會隨筆專欄令其樹立了一個敢寫敢言的“名記者”形象。

作家蔣子龍有此評價：“張建星其實是在呼喚社會構建新的人格。他的這份真摯卻建設在對社會生活充滿現代主義的調侃上。這種披堅執銳的侃勁，是風格，也是他受歡迎的原因。現代世界似乎格外適應這種風格。張建星也似乎天生要和這個時代相會……”

“我們生逢一個幸運的時代。”張建星總在他的文章和言論中強調此點。在與這個幸運時代的交鋒中，他與現實交鋒，與新聞業交鋒，早已鋒芒畢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