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翔着的自由精靈8(1)

凱瑞那天去一家公司採訪，那家公司的員工正聚集在一起唱法語《國際歌》。這讓凱瑞一陣感動。“從來就沒有救世主”，這句《國際歌》中的至理名言，一直是凱瑞克服困難，永遠前進的動力。小時候，她在學校里常唱這首歌。那時候除了唱《國際歌》，還要唱**語錄歌。除了唱**語錄歌，還要跳“忠”字舞。對孩子來說，生活是豐富多彩的。

凱瑞採訪的那家公司副經理，就是中國的“老三屆”知青。他來到巴黎已經15年了，與凱瑞談起“文革”，依然記憶猶新。他說如今的“文革”研究者，海外學者比國內多。國內的知識分子，有着某種局限性和自身的懦弱。因此，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對納粹暴行和法西斯主義的反思。沒有蘇聯崩潰之後，俄羅斯及原蘇聯境內其他民族人民，對70年的歷史和斯大林主義的反思。在德國和俄羅斯等國度里，歷史的書寫早已走上正軌，罪人都受到了相應的懲罰或者被釘在歷史的恥辱上。而中國對“文革”的反思，還沒有深入到大部分國民的骨髓里。所以，如何以更大的勇氣和耐心，來面對過去了的傷痕和恥辱，勇敢地追問歷史，不做一個歷史的局外人，是21世紀中國人的責任。

凱瑞的這次採訪，收穫很大。她覺得不僅是因為新結識了一個在巴黎的中國知青，更重要的是他讓她懂得了作為中國人，除了對中國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還要有對中國歷史的追問與反思。這天凱瑞回到家，第一次與阿芒探討了有關“文革”的餘毒。那餘毒讓當代中國大部分人，都缺乏懺悔與反省意識。

阿芒談到俄羅斯作家索贊尼辛的，《古拉格群島》中的一個小小故事。

索贊尼辛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與一群囚犯一起被押解着步行到某個營地。同行的有六個俄國士兵和一個德國戰俘。押解隊隊長，要求索贊尼辛拿起自己的箱子，但索贊尼辛想：我畢竟是一個有戰功的軍官，怎麼能夠自己拿着箱子與空着手的六個士兵和一個戰敗民族的俘虜一起走路呢？於是便對隊長說：“我是一個軍官，讓德國人拿我的箱子吧！”隊長便命令毫無錯誤的德國人扛箱子。德國人很快就扛累了，把箱子不斷地換手。於是，和他並排的六個士兵，不用押解員下命令，接過箱子輪流扛着。

索贊尼辛當時感到自豪地說：“我的被捕不是因為偷竊，也不是因為背判祖國或者臨陣逃脫，而是因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惡毒的秘密。”然而若干年後，索贊尼辛在集中營承受了很多苦難，從苦難中反省自己當年的這一行徑是可恥的。誰將人分為三六九等，誰又說“好人”可以奴役“壞人”？這難道不是重複斯大林的思路嗎？一個自詡為反斯大林主義的清醒者，做的卻是與斯大林一模一樣的事情。索贊尼辛從這一細微的事件中，開始了自己的反省和懺悔。1993年，他在回國前夕，對俄羅斯《文學報》記者有一番意味深長的談話：“每個人都必須悔過，說清罪孽，說出他怎樣參與了欺騙。必須從此開始，不必指責誰和定誰的罪。人們自己不應該原諒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許多悔過。我不能替你們懺悔，你們也不會替我懺悔。進行寬恕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每個人，因為上帝。”

阿芒說到這裏，凱瑞覺得與阿芒又在靈魂上走近了一些。他們有許多觀點是一致的。比如“文革”之後的不少中國人，他們已不再相信“品格的力量”，而膜拜“物質利益”。只有少數人，仍在精神世界裏堅守着。凱瑞覺得自己是一個固執的堅守者。在沒有來巴黎前，她便是個對藝術最虔誠的信徒。那堆滿古代聖賢經卷和世界名著的書屋裏，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課。每當孤獨到了極點的時候，她就宛如一朵遺世獨立的燦爛蓮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獨則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變的。

那時候凱瑞在漫想許多孤獨后，忽然覺得比孤獨更需要漫想的是獨立。獨立是時代的呼喚，真正的獨立者在現代化開放的時代，仍然是困難的。因為獨立就意味着一種抗拒，不是抗拒別的什麼，而是要抗拒業已成為習慣的世俗。世俗是什麼？以凱瑞簡單直截的解釋，就是當下最流行的習俗，一種無時不在、隨處通約的公眾規則。它固然不是生活的深山，卻是籠罩在深山內外的霧靄，固然不是人生創造的核心地帶，卻是進入核心的一片外圍開闊地。

世俗是不能迴避的。凱瑞白天打工，會親友，為稻糧謀，在人群中她盡量掩飾自己，窺探周圍。周圍的某些人在漸漸習慣佝僂着行走，趴着覓食的時候，她就想站出來喊一聲：“挺住，別趴下！那不是人的姿態。”儘管有姿態的獨立者，每個時代都很少。但他們就像歷史大漠上，一棵撐起一片生命的挺立的樹。魯迅筆下的獨立者，是新文學的第一道光芒。一聲“救救孩子”的吶喊，曾激動千千萬萬年輕的心。所以獨立者總是對時代有所見、有所言、有所行的。

應該說，社會的發展沒有平面。人間從來就沒有盡善盡美。任何時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傾斜。獨立者站在傾斜的山坡上，賴於卓識才能測準時代傾斜的方位、角度，才能投注批判的方向、力度，不再瞻前顧後。所以，獨立者執著追求人生理想，大悖於世俗，大逆於人情。這是一種決絕的表現。魯迅將這種表現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把決不寬恕寫進了遺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