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話人生》十(6)

在國外，我還收到很多類似的信息。我現在講一件十分特別的事：在薩克森州，有一戶家境富有、思想高尚的人家，女主人在讀了我的小說《不過是個提琴手》以後表示，這書給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她因此允諾，在她有生之年，要是遇到一個極具音樂天賦的窮孩子，她將不惜財力讓他成材。克拉拉·舒曼的父親、音樂家維克聽她這麼說完，不一會兒就給她領來一個，不，是兩個窮孩子。他們是一對兒兄弟。他說他們都是極有音樂天賦才華的，讓她兌現諾言。她和丈夫商量以後，果然實踐了諾言。兄弟倆住到她家裏來，接受最好的教育，還被送進音樂管理委員會。弟弟為我演奏時，我見他臉上帶着幸福、快樂的表情。我相信，他們現在一定在德國某一個大城市劇院的管弦樂隊。也許有人會說，無論我的書是否存在，那位夫人是否讀過，像這樣的孩子遇到這樣善良的夫人，這樣的事就會發生。但這件事真的發生了，與我的書有關聯也畢竟是事實，我為此感到高興。

從巴黎回丹麥，我是順着萊茵河往下走的。我知道詩人弗萊里格雷斯住在那裏的一個小鎮，他剛剛獲得普魯士國王頒發的一筆津貼。他有繪畫的本事，能為自己的詩配畫，這點很吸引我，我希望有機會跟他當面聊聊。我在萊茵河邊的幾個小鎮四處打聽他的住處，有人指着聖戈爾的一所房子，說我可以在那兒找到他。我進了屋，見他正伏案寫作。無故被一個陌生人打擾，他似乎感到不快。我沒作自我介紹，只說我不能途經聖戈爾而不來向弗萊里格雷斯表達敬意。“你真是太好了，”他冷冰冰地說，然後問我是誰。我說：“查密索是我們共同的朋友。”他一聽，大喜過望，激動地跳了起來，“安徒生！一定是你。”他使勁兒勾住我的脖子，擁抱了我，誠實的眼睛裏透出興奮的神采。他問我：“你會留下來在這兒住幾天嗎？”我說我只能呆兩個小時，因為我的另一個同鄉夥伴還要急着趕路。“你在聖戈爾有很多朋友，因為最近我剛向很多人朗讀了你的《奧·特》。至少這兒就有一個，你得見見我的夫人。當然，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結婚還有你一半功勞呢。”他接着告訴我，是我的小說《不過是個提琴手》促成他們兩個鴻雁往來，最後喜結良緣。他把夫人叫出來，介紹了我是誰。真是一見如故。臨走時，他拿出一份手稿。“這次見面前，我就為你寫好了這首詩。本想寄給你，聽說你出門旅遊，就擱下了。現在給你。”我接過這首寫在一張紙上的詩。

那天晚上，我是在波恩過的。第二天，我去拜訪年事已高的莫里茨·阿爾恩特。他後來變得對我們丹麥人很仇視。但當時，我只知道他是個詩人，創作了優美而富有震撼力的歌曲《這就是德意志》。

這位身材魁梧、面色紅潤、滿頭銀髮的老人，跟我說起了瑞典語。當年，他是為躲避拿破崙的迫害逃到瑞典，學會了瑞典話。這位身上還帶着一股年輕人朝氣的老人，對我並非一無所知。反而因為我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倒使他對我憑添了幾分興趣。我們談話時，有個陌生人不請自來。他們都沒聽清他叫什麼名字。他年輕英俊，臉型好看，皮膚曬得黝黑。他安靜地在屋裏坐着，直到阿爾恩特要送我走，他才站起來。這下老人興奮得叫起來，“艾瑪努埃爾·格貝爾。”

就是他，來自呂貝克的年輕詩人，他那些生動鮮活的歌曲一時唱遍德國大地。像弗萊里格雷斯一樣，他最近也獲得了普魯士國王頒發的津貼。格貝爾正打算到聖戈爾去看弗萊里格雷斯，並在那兒住上幾個月。碰巧遇上一位新詩人，我就不急着走了。格貝爾英俊瀟洒、魁梧健壯、生氣勃勃，與這位精神矍鑠、老當益壯的老人站在一起，讓我看到了古老和年輕的詩歌，但它們又是一樣地充滿青春的活力。老人從地窖里取出萊茵河葡萄酒，裏邊還漂着碧綠的香車葉草，這就是我們的“五月節美酒”。為紀念五月節，也為讚美春天，這位吟遊老詩人給我寫了首詩，讓我在路上帶着。

曾有位英國作家說我是個“幸運兒”，我也必須得充滿感激地承認，我這一生的所有幸福都是幸運得到的。我幸運地見到並結識了同時代那麼多最高貴、完美的人。當我講述這些的時候，同我在前面講述我所經歷的貧苦、屈辱和壓制一樣，都是帶着感恩的心情。會有人把我在這兒談的喜悅和榮譽，說成是虛榮的自我炫耀。但我要告訴他們，他們這麼說是多麼荒謬啊。

我所談到的所有這些認可和榮譽全都來自國外，也許丹麥人會問，我在國外是否從來就沒受過攻擊。實話實說，“沒有。”我在國外從沒有聽說有人真正攻擊過我，國內也沒人跟我說過有這樣的事，那攻擊何來？倒是有一個例外，它源於丹麥，發生在德國，而當時我在巴黎。當時有個叫波阿斯的德國人正在斯堪的納維亞旅行，他為此寫了本書，捎帶談到了對丹麥文學的看法。丹麥的報紙把他涉及到我的那段登了出來，意思是說我不論作為一個詩人，還是一個人，都很糟糕。有幾個丹麥作家，其中有克里斯蒂安·溫塞爾出於好心，對此提出抱怨。波阿斯的筆觸全落在描寫發生在哥本哈根的日常生活瑣事上。他的書在這裏引起了關注，可是沒有人承認向他提供過什麼信息。確實，拿詩人霍斯特來說，書里說波阿斯和他一起到瑞典旅行，還在他哥本哈根的家裏得到接待。而霍斯特就此在《祖國》發表聲明說，他和波阿斯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倒聽說，這個年輕人在哥本哈根時，在某個小集團的一些年輕人身上花了不少時間，跑到他們家裏。他書中寫的丹麥詩人的情況，全是從他們輕浮的神聊中聽來的。不過，書里有些內容也確實是事實，比如他說，即使不是所有的丹麥人，至少丹麥的公眾是取笑我的。而且，在很多情形下，人們對我不論是作為一個詩人，還是一個人，都很冷淡和生硬。但具有典型意味的是，波阿斯所說引起了我在國外的第一個同鄉的注意。另一方面，德國作家路德維希·蒂克根本不把這篇文章中提到的人們對我的壞印象放眼裏。我確信，我在德國擁有很多讀者，他們對我的印象都非常好，絲毫不受波阿斯這份哥本哈根報告的影響。我想說，如果波阿斯是在一年以後來的哥本哈根，人們對我的評價已經完全變了。僅僅一年工夫，就在第二年，局勢完全對我改變了。我的《新童話集》出版了，我終於在丹麥本土贏得了肯定和好感，並一直持續到今天。自此以後，我再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我開始逐漸贏得我所應得到的所有的認可、讚揚和喜愛，或許得到的比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