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則多辱”(2)

這樣的無休止的使雙方都痛苦不堪的爭鬧，必然加速導致最後的結局。1962年3月23日，信子突喚胃痛，注射仍未見效，終夜嘔吐。3月29日，又患左足痛，夜不能安睡。4月3日，信子精神不佳，血壓只有80毫標柱/50毫米汞柱。4月6日，五時半以救護車送信子往醫院去。當晚，周作人“燈下獨坐，送往醫院的人們尚未回來，不免寂寞之感，五十餘年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滅，念之不覺可憐可嘆，時正八時也，書此志感”。③周作人：1961年4月6日、8日日記，轉引自《周作人晚年書信》第168、169頁。4月7日，自是難挨的一日，女兒與媳婦輪流去醫院看顧，周作人坐家中，未去。4月8日，“下午得醫院電話雲信子於一時死去”，③周作人這才與女靜子、子豐一、孫女美和前往醫院一看。當晚，在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說：“內人不幸於4月8日下午病故於北大醫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觀音。今適於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歟。”當夜，“睡不甚安”。轉引自《周作人晚年書信》第169、296頁。4月9日，全家一起至醫院送信子到東郊火葬場。4月10日，殯儀館送骨灰匣來，遂有一切了結之感。

周作人對他晚年日記中頻頻出現的“不快”，在一切皆成過去以後，曾有過一個明確的說明，揭示了他在戀愛與家庭生活中的難言之隱。但由於這段日記未經正式公佈，我們的敘述只能闋如。要說的是，當一切由於信子的病逝而結束，痛定思痛，周作人又想起信子生前的種種好處，而產生無限追懷之情。於是，1963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記里又深情地寫道：“今日為信子周年忌辰，憶戊申(1908年)年初次見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同日相識，又同日相別，歷史就是這樣兜了一個大圈子，周作人是不能不感慨系之的。

處於這樣的別人難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寫作。在日夜兼程地趕譯《枕草子》的同時，他又開始了《知堂回想錄》的寫作。從1960年12月10日寫《緣起》，至1962年11月30日作《後記》，整整兩年時間，周作人大概都沉湎於“回想”之中。這本是曹聚仁的建議，周作人欣然應允，以為儘管“一身之外什麼都沒有”，一身之內的事情卻是可以寫寫的。但真正動起筆來，卻頗費躊躇。一向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相標榜的知堂老人，突然發現“自知着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自己這曲折的一生，該做什麼樣的自我評價，該用什麼態度去談論“以往”呢?作“自敘傳”嗎?寫“懺悔錄”嗎?周作人都不願意，以為那是“詩與真實”的“混合”，而自己只願“依據事實，不加有一點虛構和華飾”(他因此批評過魯迅的《朝花夕拾》)。但真的“凡事實即一律都寫”嗎?周作人又自知做不到，他承認“過去有許多事情，在道德法律上雖然別無問題，然而日後想到，總覺得不很愉快，如有吃到肥皂的感覺，這些便在排除之列”。但有一點周作人是確實做到的：對於自己寫下的歷史的每一頁，他都沒有半點懺悔之意。他也同時拒絕了將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蠱惑，只是像一個“走了許多路程”的“旅人”(人們很容易想起他那篇《尋路的人》)，平靜地，甚至有幾分淡然地，講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以上引文見《知堂回想錄·拾遺·小引》《知堂回想錄·後記》《知堂回想錄·後序》，第638、641、719、723、724、725頁。——他終於把評價留給了歷史與後人，保存了一個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