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記憶

光緒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紹興東昌坊口新台門周家，又一個嬰兒呱呱墜地。

“我的誕生是極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歲老翁周知堂寫他的《回想錄》時，反覆強調，“沒有什麼事先的奇瑞，也沒見惡的朕兆。”

然而，伴隨這嬰兒降世的，卻是一個浪漫的傳說。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遊，夜半歸來，走進內堂大門，彷彿看見一個白須老人站在那裏，轉瞬卻不見了。——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麼看花，也許根本就是一個幻覺，但他卻相信了。因為，後半夜，周家門內，真的出生了一個嬰兒，而且是男的。

於是，一個流言悄悄傳開：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轉世的——至於什麼時候“白須老人”變成了“老和尚”，那就誰也弄不清楚，誰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於是，這嬰兒剛剛出世，手腳都還沒有來得及伸展，就嘰嘰喳喳有了吉、凶、臧、否兩種議論——

“老和尚轉世，不是‘頭世人’。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頭次做人什麼也不懂的，要深諳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過，老和尚轉世，總有點‘特別’，特別就不免頑梗，這……”又有人發出擔憂。

不管人們怎麼說，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興房老二——壽這是周作人外祖父給取的名字。據周作人說，這“”字，“原來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訪問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家信，報告我的誕生，於是就拿來做了我的小名。其後揀一個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壽’字，那麼連我的‘書名’就有了。但是不湊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個字，只有木旁的一個字，既不好寫，也沒有什麼意思，就被派給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錄·五三，我的筆名》)的心上了。以至於五十年後，他在寫“自壽詩”時，首聯就寫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兩句，由此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自然，這都是后話。

小壽睜開眼睛，環顧這新奇的世界時，他看見了什麼呢?

……遙遠的、最初的記憶似乎是模糊的，又彷彿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記得兩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見她腳上大拇指，圓圓的，短短的，太可愛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聲哭起來，大人急忙趕來，才知道是二哥哥的惡作劇。但他有沒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麼也記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滿周歲。

另一個忘不掉的記憶是，從小總是生病，長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夠，也許患的就是“饞癆病”。稍大一些才知道，這是因為沒有奶吃，雇了一個奶媽，而這奶媽原來也沒有什麼奶水，為騙得小孩不鬧，便在門口買種種東西給他吃，結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見什麼東西又都要吃。為了對症服藥，大人便什麼都不給吃，只准吃飯和腌鴨蛋。處於這惡性循環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說：他“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兒童的最初記憶，人的最初記憶，大抵都離不開本能的欲求。但誰會料到，對“人的本能”的重視，竟會成為周作人以後人生選擇的基礎呢?

現實的問題倒是，這個世界能夠容得下這位有着強烈的本能**的、瘦小的兒童嗎?又能給他的成長提供什麼呢?

答案似乎是現成的：只要翻開歷史教科書，就不難看到，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緒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後來回憶說：“甲申這一年在中國史上不是一個好的年頭兒，整三百年前流寇進北京，崇禎皇帝縊死於煤山。六十年前有馬江之役，事情雖然沒有怎麼鬧大，但是前有咸豐庚申之火燒圓明園，後有光緒庚子之聯軍入京，四十年間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於中間。”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書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頁。在甲申本年，中法戰爭以中國簽訂屈辱條約為結束。這確實是一個內外交困的時代。整個國家、民族正無可避免地走着歷史的下坡路，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處於整體崩潰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個結論：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滿着危機、苦難呢?

不能，現實生活的邏輯絕沒有純粹思辨的推理這麼簡單：不僅歷史發展趨勢的實現需要一個過程，而且，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外患造成的影響波及浙東山區，也還要一段時間。這就是說，儘管時代的大氣候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周作人故鄉的小氣候，卻暫時風平浪靜，維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於是，出現了周作人短暫的金色的童年。

“中國最後一代傳統的知識分子”這一命題就具有了雙重含義：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沒落與腐朽，又最後一次直接領悟着(以後缺乏系統的傳統教育的幾代人所無法感受的)傳統文化的內在魅力。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儘管已“近黃昏”，“夕陽”的最後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