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峰的特殊使命：黨與魯迅的聯繫人(1)

而作為論戰一方的魯迅，也讀到了馮雪峰這篇文章。以此為契機，馮雪峰在浙江第一師範的同學、與魯迅關係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見給了魯迅。

他們初次見面的時間在1928年12月的一個晚上。馮雪峰對這第一次會面是這樣記載的：

魯迅先生的老規矩，對於初次見面人，話是極少的。我記得，柔石把我帶去后，他自己有事就先走了，魯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問題之外，就簡直不說什麼話，我覺得很局促，也很快就告辭了。

但是，隨着見面的增多，魯迅的話也多起來了。當時兩人都在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這就成為談話的共同點。“剛才我把盧那卡爾斯基的《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譯出來了。”一次魯迅請雪峰坐下后，便愉快地這樣告訴他。“我已把片上伸的《無產階級文學諸問題》譯出來了。”又一次魯迅高興地說。在談起自己譯了什麼文章或看了什麼書後，往往還緊接著說：“實在受益匪淺！”於是兩人就談開來，談社會意識，談文藝問題。

出於對魯迅的景仰，也為了談話和求教的方便，馮雪峰也搬到了景雲里11號甲，與魯迅作了鄰居。雪峰遷入景雲里后，去魯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飯後，他在曬台上一看，如果魯迅處沒有客人，他就過來談談，說是談談，其實主要是談工作。

在這時期，馮雪峰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上，先後出版的譯著有12本，加上刊物上發表的翻譯論文，共約70萬字上下。若粗略地作一統計，從“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或許還沒有一位作家比馮雪峰翻譯作品的數量更多。

有很多譯著是馮雪峰與魯迅合作完成的。在1929年的一年時間裏，他與魯迅合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共出8種：其中馮雪峰譯的4種，魯迅3種，幾乎佔了叢書的全部。叢書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沫書店和光華書局陸續出版。在翻譯和編輯過程中，馮雪峰得到了魯迅“最大的幫助”。

魯迅在譯作“後記”中對雪峰幫他校勘補譯，也寫了“感謝雪峰君”的話。

這樣愉快的合作，使魯迅和馮雪峰的友誼逐漸加深。這段時間中，馮雪峰成為《魯迅日記》中的主要角色，僅1929年《魯迅日記》中有關馮雪峰的直接記載，就有34條之多。當時馮雪峰還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經濟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濟。魯迅就用預支稿費等辦法資助他。他們常作深夜長談，從上半夜直談到下半夜二三點鐘。

談話中，馮雪峰甚至可以“強迫命令”魯迅。許廣平把這種談話比喻為“韌的比賽”。她回憶說：

聽聽他們的談話，覺得真有趣，F(指馮雪峰)說：“先生，你可以這樣這樣的做。”先生說：“不行，這樣我辦不到。”F又說：“先生你可以做那樣。”先生說：“似乎也不大好。”F說：“先生，你就試試看吧。”先生說：“姑且試試也可以。”於是韌的比賽，F的目的達到了。

魯迅對這種“強迫命令”是感覺到了的，但並無反感，而且還讚許地說：“有什麼辦法呢，人手又少，無可推諉。至於他，人很質直，是浙東人的老脾氣，沒有法子。他對我的態度，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陳望道當時就明白地說過：“今天許多青年受魯迅的影響，但他(指馮雪峰)不但受了魯迅的影響，也時時刻刻企圖影響魯迅的。”

與此同時，馮雪峰與創造社方面的馮乃超、朱鏡我、彭康等**黨員建立了聯繫。此後，經他們介紹，**江蘇省委上海閘北區委恢復了他在義烏失落的組織關係，重新回到黨內，並在上海閘北區委第三街道黨支部過組織生活。這個支部當時又叫文化支部，因為其中的黨員大多是來自創造社的文化人。由於馮雪峰與魯迅先生的密切關係，在他到這個支部正式過組織生活不久的1929年10月間，這個支部根據上級區委的指示，指定馮雪峰負責與魯迅聯繫的工作。

馮雪峰與魯迅的聯繫工作，為的是籌備建立左翼文藝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