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2)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慘遭殺害。6月，馮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國**。11月，他遭到北京當局的通緝。1928年二三月間，馮雪峰離開北京來到上海。

此時，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與魯迅的“論戰”正酣。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1927年該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同時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1928年，創造社和另一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和魯迅對他們的反駁，形成了這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在爭論中，太陽社、創造社把魯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學作家當作革命文學發展的障礙加以批評，宣佈阿Q時代過去了，魯迅思想已過時。

論爭初期，馮雪峰就十分關注。作為一名魯迅的崇拜者，他對一些革命作家盲目地參與對魯迅的批判表示不滿。這年5月，他以“畫室”的筆名寫下了《革命與知識階級》一文，表示了對魯迅的支持態度。他認為：“在文明批判方面，魯迅不遺餘力地攻擊傳統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間，知識階級中，以個人論，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魯迅。”“我們在魯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詆毀整個革命的痕迹來”。因此，他指出：“創造社改變了方向，傾向到革命來，這是十分好的事，但他們沒有改變向來狹小的團體主義的精神，這卻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雜誌有半本是攻擊魯迅的文章，在別的許多地方是大書着‘創造社’的字樣，而這只是為要抬出創造社來。對於魯迅的攻擊，在革命的現階段的態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創造社諸人及其他等的攻擊方法，還含有別的危險性。”

有跡象表明，當時作為大學生的周揚，也關注着這場爭論。

1978年，周揚在懷念郭沫若的文章中，談到了年輕時對郭老的敬仰時說，作為郭老“詩歌的忠實讀者，也是他所創辦的《創造》等刊物的熱心的讀者”，周揚認為，第一個公開打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幟的郭沫若和創造社，“勇敢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思想，傳播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在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中傳播了革命的火種，引導他們走向革命”。周揚自然是這“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中的一個。

1978年4月29日，周揚在接受美籍華人趙浩生的採訪談到這場爭論時說：“它的好處就是決定搞無產階級文學；因為搞無產階級文學，就影響了很多青年參加革命。缺點是受黨內‘左’傾路線所影響，造成文學上的‘左’的路線。”因為有“左”的影響，所以，周揚認為，“後期‘創造社’批評魯迅是錯誤的”。若周揚當年就有這樣的意識，而且讀了馮雪峰的文章的話，那麼，他顯然是贊成馮雪峰的觀點的。

不過，歷史還沒有提供他們兩人相識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