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血漬(2)

當姨父抓緊清理公司的積案時，省委組織部曾兩次找他，向他宣佈了《關於朱漢雄問題的審查和處理意見的報告》，兩次報告都隻字未提所謂“竊聽案”和“現行反革命”的問題，卻仍然在遣詞造句上嚴格把關，不稱朱漢雄為“同志”。第一次結論，說他“犯有嚴重錯誤，免予處分”。他拒絕簽字，只是把眼睛瞪起來，問:“我有什麼嚴重錯誤？”沒有得到回答，他轉身就走。第二次結論，把“犯有嚴重錯誤”改成了“犯有錯誤”，他再次把眼睛瞪起來，再次丟下一句話:“我有什麼錯誤？”沒有回答，他再次轉身走人。他之所以走得那麼匆忙，是因為公司里的冤假錯案堆積如山。他又在一個女醫生的檔案里發現了一頂駭死人的大帽子:“特嫌”，即“特務嫌疑”，“帽子”底下卻沒有任何事實根據。需要他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離奇了。他已經沒有興趣在自己是“犯有嚴重錯誤”還是“犯有錯誤”，或者壓根兒“沒有錯誤”的問題上花費精力。

女醫生對自己被內定為“特嫌”毫不知情，因而不會跑出來向他申訴。但他必須對一個普通公民做一次最起碼的安全保衛工作，必須追查一下，定她“特嫌”的根據是什麼？他看了檔案，才知道這是向省公安廳打過報告的，屬於“內部控制”。姨父又問，公安廳的根據是什麼？下屬說，公安廳的事情，我們查不了。姨父說，怎麼查不了？那裏也沒有天王老子地王爺，“帽子”給人家戴了二十年，為什麼不可以掀開帽子看一看？複查小組的同志帶上公函去公安廳調來檔案，他從檔案中查出公司保衛科最早呈送公安廳的一個報告，說這個女醫生出生於香港，解放初期從香港回內地讀書，她從香港什麼地方回來的、跟什麼人一起回來的，都搞不清楚，需要審查。公安廳批複，同意審查。此後未作審查，也沒法審查，就拖下來了，到了“四清”運動的檔案里，她就變成了“特嫌”。多虧這是一位醫術精湛、作風細緻的“白衣天使”，沒有發生過一丁點醫療事故，否則，就可能隨時演繹出一個“反特破案”的曲折故事。姨父再一次感到震驚。他讓人事部門立即寫了報告，上報公安廳，由公安廳作出了撤銷“特嫌”的決定。

公司的平反冤案工作，從“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3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結束，其中經歷了“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嚴重干擾，歷時七年，終使二百六十多名蒙受冤屈的人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被抓到監獄裏的人接回來了，下放到粵北基層的人全部收回了，扣發工資的全部補發了。從上海分支機構里下放、流失的九十多個人卻沒有回來，因為上海市委發現了這是一批難得的人才，把他們留在上海遠洋運輸公司，成了那裏的技術骨幹。

姨父自己的平反問題卻遲遲沒有下文。自從他兩次拒絕在審查結論上簽字，已經過去了四五年，“四人幫”也被打倒三年了，標誌着新的歷史時期已經開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開過了，組織部門卻遲遲沒有找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