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兒(6)

既然已經在網上把冰層燒開了個窟窿，那就應該將所有的冰層烤化燃沸。我以為媒體會因此而形成一股熱潮，會喚起人們對於這起抄襲侵權事件的關注，從而給張建偉形成更大的壓力，使他受到教育，承認錯誤，挽回影響。

但是，我還是想得太簡單了。我對將要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情估計太不足了！

阿良的文章似乎僅限於網絡，還沒有在平面媒體構成多少衝擊。除了被《羊城晚報》等極少數的媒體轉載之外，更多的還是沉默與木然。

為了讓北京的主流媒體了解這起侵權事件，也是為了維護我的著作權益，我到北京搞了一個新聞發佈會。我要向與會的有關記者公佈，我要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如果說我當初只是想通過媒體將侵權者不那麼光彩的行為予以披露，使得更多人知道的話，那麼，這段時間媒體的沉默終於讓我懂得了一個道理，要是不訴諸法律，你就永遠討不回公道。而訴諸法律，也只能是在極其無奈的情況下。因為報紙有規定：如果沒有法律依據，他們就不能刊發此類文章，就是說，只有法院受理了這個侵權官司，報紙才肯披露。

於是，我請了律師，並且與我的律師趙星奇一道在北京一個叫做五福的飯店裏搞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佈會。

那一天是2001年1月8日，到場的十幾位記者大都來自北京的媒體方面。也有我們當地來的記者，她是《遼寧法制報》主編專門派來的。

《遼寧法制報》是第一家刊出張建偉《蟬蛻的翅膀》抄襲《西部生命》這一消息的，是記者王海宏寫的，她先寫了一條短消息，到北京參加了新聞發佈會之後，又寫了大半版做以翔實報道。家鄉的報紙關鍵時刻給予我的支持令我非常感動。

所謂發佈會，也無非是將十幾個記者召集來，說明一下情況，沒有任何紅包之類的酬謝。到會的記者弄清了事實真相后，他們感覺很驚訝，因為抄襲者確實是有影響的名人，而這樣有名的人物還抄襲，確實不可思議。他們當場問了我一些相關的問題，然後，其中有的記者給張建偉打電話，想在電話中採訪他。但是，他們說，張建偉說他現在不說話。

現在不說話是什麼意思呢？顯然不是不說，而是沒有到說的時候。那麼，什麼時候才是他該說話的時候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去買報紙。我們當時住在西單附近的京海賓館。走了幾個報攤，只有《北京晨報》一家刊登出來署名為張瑞玲的記者寫的消息，題為《劉元舉告〈蟬蛻的翅膀〉抄襲》。其他報紙都沒有刊登出來。到了中午時，有的記者打來電話，言稱文章寫好了，發不出去，而發不出去的原因是報社領導接到了上邊的一個電話通知，明確指示不允許刊發劉元舉告張建偉抄襲這個事件相關的所有文字。上邊一個電話，還沒有留姓名，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扼殺了正義的聲音？！這種管理方式在我聽起來真新鮮。我幾乎以為這是說話者的杜撰。但，據一位富有正義感的某報社主任說，他們主編給他們報社中層幹部開會時也傳達了上邊的這個電話通知。這位主任問：是什麼人打來的？為什麼只是一個不留名的電話而不是文件？主編未作回答只是很有內容地一笑。

同樣的消息，我分別從不同的報社聽到了。據說這種打電話通知的方式，是一種很嚴肅的管理方式。那麼，上邊究竟什麼人在打這樣的電話？為什麼這樣具有神威？為什麼還帶有一種神秘色彩？究竟是張建偉的神通還是支持他的複雜背景？

看來，我所面對的將是一個相當不簡單的事情了。至於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我心中沒有數。

4走向遙遠而神聖的法庭

或許因為這種封殺，反倒激起了我的維護權益的勇氣和力量。我就不相信已經加入了世貿的中國，會有人真的能夠公開支持一個抄襲剽竊他人作品的行為？即使真的支持，那麼也不可能瞞天過海！我相信法律，我一定要通過法律弄個水落石出。

我知道打官司是非常麻煩的事情，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應該走這條路的。許多打過官司的人都曾得出過這樣的結論，因此，一想到打官司我也不免餘悸橫生。但是，不打官司，你又到哪裏去說理呢？你想說的話可人家一個電話通知，就讓你無法說出來。讓你只能憋着忍着，好像你沒理似的。

按照被告所在的單位中國××報社的地址海運倉，其所轄地是在北京市東城區，因而我們就到了東城區人民法院起訴。在昨晚的發佈會上，我們也向記者們披露要到東城區人民法院遞訴狀。所以，第二天一早的晨報報道的，也是我們要去東城區人民法院。

我們上午九時許，打車到了東城區人民法院。法院是在一條小巷內，巷口處有標示。這種灰色調子的小巷在北京比比皆是。進了巷子，路旁的老民宅的屋檐掛着一長溜冰溜子。曲頡是個攝影愛好者，他在這個巷子的冰溜子下邊給我拍了一張照片。他的用意很明確，說明我的通向法院的路上，不容樂觀呀！

法院門口還積着似化非化的殘雪，斑駁着。這裏聚集了一些人，從裝束上看，都是來自鄉下的。我們進到走廊里找到有關人員要遞訴訟狀時，人家告訴我們所有侵權官司都改由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