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6)

走出石窟

莫高窟的數百個石窟要逐一看完是需要耐性更需要條件。我用了大半天的時間，也僅看了十幾個。大部分洞窟都不開放，聽說有的比較重要的洞窟看上一個就得掏100多元，甚至有的需要掏400多元。商品意識在那一排排緊鎖着的洞門上就可以感受到。洞門是金錢味道比較足的顏色，比美元底色重些，跟日元底色差不多。那是現代的裝飾材料——鋁合金。密封性能固然很好，但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看上去不大得勁兒。據說，這都是日本人幫着搞的。一進莫高窟的大院，就能看到立着一排櫥窗，裏邊有好幾位日本人的照片，都是為修葺莫高窟而捐款的人。我還從一些介紹性的材料中，看到了日本專家學者為了維修莫高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代價。日本是個注重文化的民族，他們的“雜種”文化形態註定了他們對於文化的重視。他們能夠對敦煌如此看重，說明了敦煌的地位。他們拿出一點錢來用於對文化遺產的修復上他們覺得很值得。敦煌即便不在中國，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度，我相信他們都會拿出錢來表示的。這是他們對於人類文化文明的一種姿態，這與國家與國家間的友好什麼的大概沒有多少關係。我們可以從中學習人家的文化精神，但不必盲目崇拜甚至奴顏得失去我們的人格。

當我走出洞窟，走過那個斗拱架構的雙檐式牌坊入口時，我回望一眼，又看到了那3個年輕的日本人。其實，我沒有必要再對他們感什麼興趣，他們既不是學者也不是什麼人物，他們普通的走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也會被中國的城市淹沒的。他們瘦小枯乾，沒有歐洲人的高大和氣質。可是，我還是一眼就瞄上了他們。他們仍在洞窟前走着，那個講解員也還是那麼熱心地與他們邊走邊談。他們在這裏受到的待遇肯定比中國的遊人要好得多。有的洞對中國人不開放，但可以對他們開。因為他們有錢。有錢就可以多看，有錢就可以贏來中國講解員的好感，有錢就能帶來人的尊嚴與自信。

從外表看上去，日本人與中國人實在很難區別，無怪乎在國外好多中國人被當做了日本人。令我感觸的不是中國人被當成日本人這一現象，而是被當成之後，作為中國人的某種狀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我有一位去日本留學的上海朋友。她回來后最有感觸的一件事就是在日本街頭她碰見了她的一位熟人。她說那是她剛到日本去沒幾天，還沒有從思念家鄉思念親人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因此，她在日本街頭上碰見了家鄉熟人親熱得不得了，她迎上去就用中國話與對方打招乎。可是，她驚呆了，那人瞅了她一眼，就像根本不認識她一樣，匆匆躲開她。她又喊了一聲那人的名字，那人回頭冷冷地用日語告訴她認錯人了，他是日本人。

這是在日本的國土上。在法國，在美國，在世界好多地方，中國人常常有被誤認做日本人的時候。每每到了這樣一種時候，被認錯的中國人有多少能夠為此感到不悅感到生氣感到羞辱，於是，馬上就去糾正呢？我想，如果是一位日本人被認錯為中國人時，他們大概絕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沾沾自喜。

我很欽佩井上靖這位日本作家。他以中國的大西北中國的歷史為題材寫出了一系列的長篇：《天平之瓮》、《蒼狼》、《敦煌》、《楊貴妃》等。我記得非常清晰，他在《天平之瓮》中寫到的一些細節：一批盛唐時代從東瀛漂過來的年輕的遣唐使，一到長安街頭，就立刻被長安的繁華所震懾。他們滿眼鋪金堆銀，滿眼的輝煌應接不暇，他們認為這不是到了人間的城市，而是到了天國里。只有天國的城市才會如此繁華。可是，當他們分頭跑了一天，晚上回到房間彼此談各自見聞與感受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有了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他們在街頭上看到的懶散的肥胖的閑極無聊的人太多，特別是那個叫普照的看到一個胖子半躺在街頭曬太陽，他覺得奢侈得不可思議，他認為這麼大一個國家就是再富有，也架不住這麼多閑人。他由此看到了盛唐的衰跡。另外幾位也說出了這種共同的感覺。因此，他們在唐國拚命工作，他們為了把中國的文化學到手，為了多得一點東西，他們作出了驚人的努力與犧牲。他們抄寫了大量的經卷，為了帶回他們的日本。他們全憑着一種精神。日本能有今天的富足，也是憑着他們那種大和民族的精神。

由此我要說，我們現在到日本去的留學生一到日本這個富庶的國土之後看到了什麼？看到的是繁華，更看到的是日本人匆匆忙忙的奔走，高速旋轉的節奏，嚴謹抖擻的精神頭兒。他們受到這種東西的感染，他們干起活來比日本人還日本了。可惜的是，他們僅僅是為了往自己腰包裏邊划拉點錢，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常常顧不了什麼尊嚴什麼人格了。他們與一千年前日本到中國來的遣唐使相比，缺少的不是幹勁也不是吃苦耐勞的態度，而是缺少精神，缺少靈魂。他們自己賺了，可是，我們的民族卻賠了。這種賠又是怎麼可以挽回的呢？我十分敬重鑒真和尚。我始終以為他的東渡是我們民族的巨大損失，是日本人的最大獲益。我們損失的不是一個和尚大師，我們這麼豐富的國度這麼豐厚的文化我相信比鑒真有才學的大師不會太少。他立志要走到真正走成，這期間相距好多年。他走了5次都沒有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