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青海石油局--黨委劉書記的一封信(1)

給青海石油局--黨委劉書記的一封信(1)

尊敬的書記:

早就應該給您寫這封信了。也許是由於現代通訊工具的便利,我們隨時通電話的結果竟淡化了寫信的**,但是,我還是感覺似乎有好多話沒有在電話里表達清楚。那天放下電話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您是理解我的:一個把寫作看得很重的人,一個把西部把柴達木看得很重的人。所以,關於張建偉抄襲剽竊一事,真正惹怒了我,大概也源於此吧!我堅信上級有關部門對於張建偉抄襲這件事肯定不會支持的,正像您不會支持一樣。這是他本人品性與職業道德的問題。

但是,因為此事的曝光,上級有關部門擔心會不會對於全國塑造的柴

達木典型人物——秦文貴帶來不利的影響,這倒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事實上,當《蟬蛻的翅膀》一書出版后,這種影響就已經不可避免了。何況此書還榮獲了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正如張建偉自己得意揚揚所云:用了10天時間寫成了這部17萬字的報告文學。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這種速度能寫好作品?這原本就是不符合文學創作規律的,怎麼可能寫好這部書?又怎麼可能寫好秦文貴呢?張建偉從創作態度到對西部柴達木的態度,我以為都是浮躁浮淺的,時間再緊,任務再重,他也不該去敷衍,更不能糊弄!秦文貴的精神應該歌頌,應該大力倡導,別說他在柴達木那麼艱苦的環境裏做出了那麼多成績,就是一個人什麼都不做在那裏呆上十幾年,那也是相當不易的。

您出於多年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貫作風,敏感於此類事情的負面效應,您生怕給秦文貴和柴達木帶來不應有的損傷,您為此希望我別這麼較真。您的這份忠良之心我不僅熟悉而且完全理解。我想在此闡明的是這裏邊有兩個是非問題。

其一,我對柴達木、對秦文貴的認知您是知道我對柴達木的感情的。正是這份與我靈魂相廝相守的情感,觸動了因病卧床的老作家李若冰先生。他飽蘸深情為《西部生命》一書所作的序言,就是我對柴達木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生命的真誠回報。

我們常說,真情能感動天地。

迄今為止,我已經三進柴達木了。每一次到那裏受到的歡迎都是熱烈的,受到的感動和感染也都是強烈的。我與柴達木的感情在不斷升溫,與您的感情更是如此。我們第一次相見的場面恍若昨天。當時,我從盆地回到敦煌時,您問我有什麼感受,於是我就講了那個奇特的野鴨的故事,就是後來寫成的散文《一種生命現象的詮釋》。記得我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把您逗得哈哈大笑,我說:“這隻野鴨居然不怕車,它不怕中國車,它也不怕日本車!”

您的笑聲與在場的那些柴達木朋友們的笑聲都是對我的創作靈感的激發,我在《西部生命》中寫到的那篇《一種生命現象的詮釋》就寫到了您和當時的場景。因為我被這隻神奇的柴達木的野鴨感動得夠嗆,因此才有了那段文字:“我注意了它飛到哪裏,哪裏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燦爛,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隨着它的翅膀扇動弧度竟有了生動地起伏。我一直獃獃地目送它飛向渺遠……”

可是,張建偉卻將這最令我們難忘的情節和感受硬套到了秦文貴身上,而且將野鴨的翅膀變成了井架的“鋼鐵的翅膀”,而且將劉元舉久久注視換成了秦文貴的注視。這樣寫,肯定要損傷筆下的人物。

您是知道我是如何在罕見的大風暴中闖入其中,令宋小平驚嘆不已的。

於是,我才有了刻骨銘心的對於沙子的感悟,即《西部生命》中的《悟沙》。而那些哲思居然被張某人弄到了他的筆下,一變而成了秦文貴的發現和認知。您說這有多麼荒唐!寬容點說,這是不負責任,要是尖刻點說呢?對於西部那片土地,僅憑一種浮光掠影的採訪,是不可能深入進去的,不將自己的心靈和血肉真正貼近那片土地,是肯定寫不好那裏的人物的。

而張建偉作為那麼資深的有成就的名記者,他不會不知道這一切。而他過於耍小聰明了,他的小聰明驗證了他的浮躁,而他的浮躁將使他不僅沒有貼近柴達木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生靈,相反,他傷害了那裏,褻瀆了那裏。令人痛心!我為指派他前往的上級部門領導感到遺憾,也為柴達木那片給我激情和靈感的土地感到深深的遺憾!當然也為您感到遺憾。

因為,我知道您對於前往柴達木寫東西的朋友們有着怎樣的盛情。

柴達木給予我的東西很多,西部給予我的東西很多。不是幾句話所能言表清楚的。但是,有一點不用說也能清楚,那就是我對於西部的真情。

這不僅洋溢在1996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西部生命》的散文集中,而且,也彌散於由時事出版社剛剛出版的新版《西部生命》之中,特別是那篇《守望柴達木》一文,道出了我對於柴達木整個精神的認知。我以30年的寫作經歷為證,如果沒有真情,是絕對寫不好報告文學的,更寫不好英雄傑出人物。這是緣於您對我的理解。真情對於一位寫作者的重要性似乎無需贅言。我在電視上聽到了秦文貴的事迹,令我幾乎落淚,這是因為講述人是他的妻子,她帶着一腔情感來講秦文貴,所以,非常感人。而洋洋17萬字的長篇傳記《蟬蛻的翅膀》卻完全沒有達到這種感人的效果,究其原因,是作者根本沒有動真情,他對於柴達木那片土地沒有動真情,對於秦文貴這種英雄人物也沒有動真情。所以,他沒有寫好那片土地,也沒有寫好那裏的英雄人物,所以,我認為他辜負了上級領導的信任,辜負了柴達木那片土地,辜負了他筆下的人物秦文貴,也辜負了他作為一個國家級大報記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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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中國文壇第一案:《西部生命》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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