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國名將――左權(6)

劉志蘭兩頰緋紅，她愛慕這位威鎮華北的副參謀長，又見總司令有意做“月老”，便低着頭表示：“願意聽從總司令的安排。”

朱老總擺擺手，笑着說：“打仗，我是總司令，你聽我的；找對象，你是總司令，我聽你的。不要以為是總司令當介紹人，就委曲求‘權’了。”

朱老總風趣幽默地為這對有情人牽上了紅線。

1939年4月，左權和劉志蘭在八路軍總部駐地北村結婚。

左權和劉志蘭結婚後，彼此互敬互愛，感情篤厚。1940年5月，劉志蘭在總部醫院駐地生了一個女孩。左權得訊十分欣喜。但是在這戰火紛飛的年代，生活十分艱苦，劉志蘭在月子裏奶水不夠，娃娃餓得直哭。左權整天忙于軍務，有時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更無暇顧及妻子，就連孩子出生時，也沒有時間去看一看，妻子很有意見。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在孩子出生一個多月後，左權抽空回到窯洞去看母女倆，一進門就高興地抱起孩子逗了起來。妻子繃著臉，背對他坐在炕上一聲不吭。見此情景，左權走過去，妻子冷不丁從左權手裏奪過孩子，冒出一句話來：“你還記得有我們娘倆？”

左權心裏明白，好長時間沒來看孩子了，鬼子頻繁“掃蕩”，她這樣剛生孩子不久的女同志，一個人抱着襁褓中的嬰兒，在山溝里東躲西藏，吃不好，睡不安，擔驚受累，怎能沒有怨言呢！左權又輕輕地把哇哇直哭的孩子從妻子手中接過來。

坐在妻子身旁，左權想說幾句安慰的話，又不知從何說起。夫妻相對，一時沉默無語。左權打破沉默，就說：“志蘭，你知道嗎，最近劉、鄧指揮一二九師又打了個大勝仗，消滅鬼子兩千多！你擔心會被鬼子糟蹋的莊稼，一粒也沒讓鬼子搶走，全都保護下來了。”

丈夫一開口就三句話不離本行，劉志蘭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不好意思地望着他：“真的？”

左權考慮到百團大戰馬上要開始，劉志蘭和女兒隨總部指揮機關行動有許多不便，就和劉志蘭商量，讓母女倆隨一部分同志回延安。

臨行前，左權抱着不滿百日的愛女合了個影。他請了一位挑夫將她們母女一直護送到黃河邊，自己卻因工作繁忙，只送到村口就轉身返回了。

劉志蘭回到延安，先後在保育院、中央研究院和黨校三部等單位工作和學習，左權總是注意從政治上勉勵她。對於她因孩子拖累、擔心影響自己進步而心情不好遷怒於他的事，沒有一句責難的話。他給她寫信，多次說到：“自北北在你肚子裏慢慢長大出世到現在，我深感做媽媽的艱難，過去沒有經驗，看得簡單。母親為自己的愛子愛女實在犧牲得太多了。”“遠隔千里身處敵後，確實愛莫能助，你當能原諒我。”

在左權的幫助下，劉志蘭心情逐漸舒暢起來，學會了正確處理工作、學習和家庭的矛盾。後來，她曾說：“向你發牢騷，刺激你，使你難過，但你體會到我的心境，除去解釋與安慰之外，沒有一句責難，使我慚愧。”“你眷眷的難忘的心，使我負疚更深。”

百團大戰後，彭老總送一條“洋煙”犒勞左權，總部其他工作人員都說彭總“偏心”。為解決左權的“托派”問題，彭老總直接上書**。掩護總部突圍，抗日名將血灑太行山。

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期。日本侵略軍把注意力投向中國**領導的八路軍，他們在華北地區實行“囚籠政策”，竭力強化交通，“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企圖將八路軍各抗日根據地裝入他們的“囚籠”之中，以利隨時調兵“掃蕩”，實行各個擊破。

彭德懷和左權經過精心思考，計劃沿正太鐵路發動空前規模的破襲戰。左權來到一二九師司令部：“彭總設想，這次破襲戰的主要目標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漢、同蒲、白晉、平綏、北寧各線都要配合行動，你們一二九師和晉察冀擔任主攻，除你們之外，一二○師和豫、綏、熱的八路軍、敢死隊都將參加作戰。”

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聽完預案后，禁不住連稱：“大動作！大氣魄！大手筆！”

一二○師師長賀龍等將領均同意總部的設想：“這個戰役非常重要，因為唯有切斷日軍交通動脈，華北敵後的局面才能改觀；也只有狠狠痛擊日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陰謀才能有所收斂。”

1940年7月22日，八路軍總部以朱德、彭德懷、左權的名義向一二○師、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下達《戰役預備命令》。左權還根據實際參戰人數，給破襲戰取了一個響亮的名稱——百團大戰。

後人講起百團大戰，首先想到的是彭德懷，對左權所起的作用似乎知之不多。他們在戰役中所起作用，打一個比喻，前者是總導演，後者是執行導演。

聚三軍之眾，戰必克，攻必取，說的是霹靂大帥彭德懷。

運籌於帷幄之間，決勝於千里之外，是對左權的最好描述。

左權按照彭德懷的意圖，擬定作戰方案，親赴一二九師、晉察冀軍區、一二○師等參戰部隊駐地商量協調，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苦心策劃，周密部署，完成了對地形敵情的偵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選擇、爆破器材的準備、對敵宣傳品的印刷、軍隊和民眾的動員、兵站的建立、糧食的儲存等各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