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國名將――左權(5)
山城堡之戰在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聶榮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這個勝利的戰鬥是長征的最後一戰，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後一戰。這一戰鬥對國內和平和抗日戰爭的實現，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它是我軍在歷史偉大轉折中的戰鬥。”
這次戰鬥體現了左權深謀遠慮和機智靈活的指揮藝術，正如劉伯承所說：“左權同志部署作戰，是細緻周密的，1936年‘雙十二’事變前夜的陝北山城堡戰鬥，就是一個範例。”
可惜的是，他擔任主官的時間太短。他一生中擔負的主要角色是“參座”。
在八路軍總部，左權是最忙的人。三十四歲還沒成家，朱老總出面做媒，對劉志蘭說：“打仗，我是總司令，你聽我的；找對象，你是總司令，我聽你的。不要以為是總司令當介紹人，就委曲求‘權’了。”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盧溝橋的炮聲震撼中國大地，中華民族面臨被日寇滅亡的危險，全國抗日戰爭終於爆發。8月25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
八路軍懷着對侵略者的滿腔仇恨和拯救民族的大志，挺進華北敵後，奔向殺敵的戰場。左權給母親寫了一封長信，曆數“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並要滅我之種”，表示“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作為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隨同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率領的八路軍總司令部，來到太行山區，指揮整個華北前線的抗日戰爭。
在八路軍總司令部里，左權是最忙的人，指揮軍隊作戰，發電報、打電話，佈置通信、偵察，準備傷員運輸，籌劃糧草，什麼事情他都事必躬親。
司令部的作戰科是八路軍作戰的神經中樞，工作十分緊張。作戰科的人都是左權的助手。他們輪流着每隔二三天就值一次夜班，來協助左權工作，可左權卻是天天值夜班，從來也不肯休息。情況緊張的時候，他更是夜以繼日，晝夜不停地泡在作戰室里，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能看完各戰場拍來的電報，並起草好下發的電報稿。處理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屋裏后，他還要坐在小油燈下讀書翻譯、寫文章。1940年，朱德總司令奉令離開太行山，回延安去了，其他首長也先後分赴其他抗日戰場指揮作戰。前總只留下左權和彭德懷、羅瑞卿等人。由於幹部少，事情多，工作更忙了，左權每天工作都在十二個小時以上，情況緊張時，就整夜整夜地不眠。隨八路軍總部轉戰數月的作家劉白羽曾這樣寫道：“在這掌握半個戰場的八路軍總指揮部里，左權同志的確是最忙的人了。”
在敵人發動秋季攻勢、向太行山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的日子裏，左權每天除處理華北抗日戰場的來電、文件和書信，部署整個華北戰局外，還得守着地圖，提着電話機，指揮眼前的戰鬥。因為過分勞累，又加上營養不足，嘴唇乾得裂了縫，可是他全然不顧，一心只是考慮着如何粉碎敵人的“掃蕩”。不管在哪裏，他的腰總是挺得很直，走路的步子堅定有力，說話的音調沉着果斷。有一天，冀南、太岳、北嶽等地的我軍各部紛紛向總部拍來電報，報告敵人調動兵力的情況，並要求主動向敵人出擊。左權拿着紅藍鉛筆站在地圖前，佈置部隊的行動，他已經接連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了，眼睛上佈滿了血絲，警衛員把飯端進來，放在桌子上，再三催他吃。他剛端起來吃了兩口，值班參謀送來一份電報，左權就馬上放下碗筷看電報，接着就走到地圖跟前，認真研究敵情，具體佈置戰鬥。警衛員把他的飯熱了幾次，一直到天亮，他也未能吃。警衛員心裏十分難過，心裏老是想着如何讓首長既能吃上飯又不耽誤工作的事，想出了把饅頭切成片烤乾的辦法。從此，警衛員每天就烤些饅頭片，隨時給左權的口袋裏放一些，讓他在工作的時候吃。打這以後，戰士們就經常看到左權一手捏着干饅頭片“咯嘣、咯嘣”地吃，一手拿着鉛筆在地圖上划來划去，研究部署殲敵計劃。
朱德後來在紀念左權的文章中說：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左權同志對工作高度責任心、積極性和耐煩與細心。他是一個沉靜寡言的人，十餘年如一日，永遠集中了自己的全副精神於工作，就在日夜不斷的戰鬥與行動中，就在幾天幾夜不合眼的疲勞中，他從來沒有表現過倦意、疏忽、放任與暴戾，他不斷的在解決問題，叮囑部屬，起草命令，檢查工作，甚至有時疲乏過度，夢中也在打電話和吩咐工作。
左權一心撲在工作上，三十多歲了，還未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關心別人勝過關心自己的朱老總對此看在眼裏，記在心裏。
1939年2月，**中央巡視團二十多人來到晉東南巡視工作，他們曾在屯留縣寺底村逗留，這裏離八路軍總部駐地北村只有十來里路。朱總司令早就存心要為左權做媒，他很注意巡視團中的劉志蘭。左權也曾應邀到寺底村作報告，與劉志蘭有些接觸，彼此都有好感。
劉志蘭是北平人，抗日戰爭爆發后，她與幾位同學一起響應中國**抗日救國的號召，奔赴延安參加抗戰。在延安學習、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參加中央巡視團來到山西前線。
朱老總親自找劉志蘭談了一次話，有意向她介紹左權的情況，說：“他把全部身心都撲在革命工作上，結果把個人的事情耽誤了，都三十四歲了，還打光棍。這單身的生活要到什麼時候才畫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