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國名將――左權(3)
雖然職務上削職為兵，但磨難仍沒有結束。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身為**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的王明，一見到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就惡狠狠地質問：“左權這個人有問題，是個托派，你們怎麼還讓他當副總參謀長？”彭德懷當時沒有理睬他。回到前線彭德懷跟左權談起王明的質問時，左權緊皺着眉頭，悶悶不樂地說：“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犧牲，左權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壓力，赤膽忠心地工作着。
他輝煌的軍事業績是在頭頂巨石、身拖鐐銬的情況下創造出來的。
經**、周恩來力薦，左權來到紅一軍團擔任參謀長。敵人出動飛機炸飛了**、聶榮臻為左權接風而準備的團年飯。左權率部夜戰山城堡，一場沒有槍聲的戰鬥，打得黃埔老同學丁德隆從此只談佛經，不論軍事。
左權的學識全軍皆知。楊得志在回憶錄中寫道：
左權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長，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軍團十五軍政委，我是一個團的團長，才二十二歲。年輕人好奇心很大，聽說他上過黃埔軍校，到蘇聯留過“洋”，是個知識分子，經得多見得廣，便請求他給我們團上一堂課（我們這些工農出身的人對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有學問的同志是很尊重的）。特別要他講一講蘇聯紅軍的情況，因為同志們都把蘇聯看作是革命的榜樣。左權同志欣然同意了。他還和我開玩笑：“別人請我不行，你楊得志可以，我們都是醴陵老鄉，而且兩村相隔只有三十里路嘛！”那天，他手頭一張紙片也沒有拿，滔滔不絕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講到列寧和斯大林同志領導的蘇聯紅軍，既通俗又生動，既有理論又結合實際，大家都聽出了神。從那以後我們便熟悉了。因為他沒有架子，平易近人，我感到他特別親切。
1933年冬，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大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前方戰事緊張，指揮員大量傷亡，人才奇缺，左權卻被擱置在後方。
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最先站出來為他說話：“左權這麼年輕，會有什麼問題？應該讓他到前線來指揮部隊！”
恰好此時，紅一軍團參謀長被派往別的根據地，軍團長**、政委聶榮臻深感軍務繁忙，沒有一個好參謀長，向中央要人。於是，**親自向中央軍委建議，要左權接任紅一軍團參謀長。
12月底的一個早晨，左權騎着馬來到紅一軍團駐地報到。**當時是軍團長，聶榮臻是政委。對於左權，他倆十分熟悉。左權是黃埔一期的，**是黃埔四期的，而聶榮臻則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和政治教官。說起來他們三人既有師生之情，也有同學之誼。
在一方面軍中，**素以挑剔著稱，很少有人能和這個性情古怪的人搞好關係。可**卻對左權有很好的印象，他以“忠、勤、篤、實”四字評價左權，說：“我第一次認識左權是在一個辦公室內，他坐在辦公桌旁正在孜孜地書寫，是那麼謙虛，毫無一點驕氣。1932年紅軍東征打下彰州，這是我們共事的開始，在工作中他顯出了良好的品質，不談空話，專干實事。他完全有別於當時某些留洋回來的人們，神氣十足、鄙視別人是狹隘經驗論者的習氣，然而他在國外學習的成績都是很好的，在黃埔一期學生中也是卓越的。”
聶榮臻對左權的印象也是如此。所以他們對左權的到來十分高興，為了表示歡迎，聶榮臻特意通知伙房準備幾個好菜，做頓年飯招待左權。
當時，國民黨對蘇區實行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雙管齊下，紅軍根據地民困地蹙，除了前線部隊能吃飽飯，後方人員只能吃定量的“包包飯”：先把米用秤分好，再用小茜草袋子裝着放在鍋里煮，一天吃兩頓，一頓只吃一小袋。伙房接到命令后，好不容易搞了四五個菜，在臨時充作軍團首長休息室的農家小屋裏擺了張桌子，把菜一樣一樣端上來。左權與一軍團其他領導你推我讓，還未入席，敵人的飛機就嗡嗡地飛來了。左權耳尖，立即拉着身旁的聶榮臻，招呼大家往門外沖。大家剛疏散到門外，敵機扔下的炸彈不偏不斜地落在小屋上，辛辛苦苦準備起來的這頓年飯，被敵人的飛機炸得不翼而飛了，聶榮臻氣得罵道：“龜兒子的技術倒不差。”站在一旁的警衛員、參謀、炊事員們為軍團首長的安然無恙感到慶幸，也為這難得的年飯沒讓左權吃上一口而感到十分惋惜。左權笑了笑，說：“這頓年飯沒吃到，可也看到了嘛！沒有什麼關係。”這頓年飯就這樣成為他們友誼的象徵。
左權上任之時，正是第五次反“圍剿”最艱苦的階段。部隊行軍作戰頻繁，參謀部門的工作更是千頭萬緒，左權竭盡職守，與軍團指戰員一道，努力挽救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不利形勢。由於“左”傾機會主義頑固堅持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使許多應該打好的仗沒有打好，個別的仗雖然打勝了，卻不能挽救整個軍事的被動局面，最後，紅軍不得不離開蘇區，左權和紅一軍團指戰員只得踏上茫茫長征路。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攻克遵義。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著名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重新確立了**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當聶榮臻把遵義會議的情況告訴左權時，左權高興地流下了眼淚，不住地說：“中國革命有救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