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國名將――左權(2)

在中山大學，左權刻苦學習俄語是出了名的。他把要記的單詞寫在一個自備的小本子上，會前飯後，抓緊一切課餘時間默讀硬記，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與鄧小平是同班同學。鄧小平曾留學法國，有法文底子，學習俄文比較快，左權就常常向他討教，鄧小平也不厭其煩地幫助他。他闖過俄語關后，上課時能直接聽懂蘇聯教員講課，還自己閱讀了許多俄文書刊，其中不少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兩年後，左權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轉到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

伏龍芝軍事學院是蘇聯最高軍事學院，院長為愛迪曼上將。一進校門，迎面就有兩條標語赫然入目：

一條是：“脫離理論的實踐是瞎實踐，脫離實踐的理論是瞎理論。”

另一條是：“一切戰術要適合一定的歷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和指揮也要隨之改變。”

左權非常欣賞這兩條標語，將他抄錄在筆記本上，作為自己治軍作戰的座右銘。

軍事學院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戰略、戰史（第一世界大戰史、蘇聯內戰史）、軍事地理、俄文等。左權的學習也更加系統、更加深入。無論是課堂學習、圖上作業，還是野外演習，左權表現得都比別的同學紮實細心，受到教員的重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左權與同班同學劉伯承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劉伯承是著名的川中名將，有豐富的軍事實踐經驗。共同的理想把這對憨厚、直爽的漢子連在一起，他們不僅志同道合，而且在學習中互相幫助，取長補短。特別是對軍事理論問題，二人更是興趣十足，既一起學習研究了《戰爭哲學》、《當代集團軍戰役特點》、《現代戰術》、《軍事學術》等軍事理論著作，又系統地譯讀、掌握了蘇聯紅軍戰鬥條令、司令部組織指揮以及正規戰、游擊戰等戰術理論。他們還共同瀏覽了十八、十九世紀世界著名軍事家拿破崙、蘇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名著。

在軍事學院，左權顯露出過人的軍事才能。劉伯承回憶道：“凡教員指定的參考書籍，必一一閱讀，並以紅藍鉛筆標出要點”，“所以在軍事、政治考試中，常能旁徵博引，闡其旨趣。”他是得到戰術指導員表揚最多的學員。

左權常說：“要革命，就要抓槍杆子，光有葉挺、賀龍遠遠不夠，我們都要爭做軍事人才，回國後學以致用，做出一番成績。”

軍校的生活既緊張也活躍。在學習之餘，左權常與同學們聚在一起吃中餐，聊天。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一頓普通的聚餐，會惹上一生的麻煩。

有一天，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準備前往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學習的蔣經國，聽說老同學孫冶方當翻譯每月有收入，就開玩笑說他是“大富翁”，約了幾個同學去敲他的“竹杠”。左權也應約來到孫冶方的住處。於是，十多名新老同學在孫冶方的住處，一邊動手做菜，一邊說說笑笑，氣氛非常融洽。哪知道從窗外經過的人聽到房內說話聲嘰哩呱啦，多為江浙口音，便向其他同學們說董亦湘、俞秀松等江浙人正在孫冶方房間裏，好像在開“江浙同鄉會”。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位同學的話立即使有的人“革命警惕性”大發作，忙去告訴王明。王明一聽，聯想到俞秀松、董亦湘、孫冶方、蔣經國這幫江浙人不買自己的賬，此時正好一網打盡，於是一方面添油加醋向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兼中大校長米夫彙報，一方面指示幾個親信到處散佈流言。米夫讓王明告知**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別烏（克格勃前身），派人會同學校審查。

天降大禍，左權被王明誣衊為“江浙同鄉會”的“衛士”，莫名其妙，急忙找組織說明原委。然而，他越辯解，那幫人越認定真有這個組織，越認定他是其中一員。1928年4月，已內定為**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前去中山大學講話。他以工人階級大老粗自居，聽信王明一面之詞，破口大罵“江浙同鄉會”是“反黨小組織”、“與蔣介石有勾結”，提出要消滅小組織，對核心人物要“予以嚴厲的制裁”，對積極分子“應開除黨籍或留黨察看”。左權等人遭受不白之冤，不斷向共產國際和**代表團申訴，要求調查。1928年秋，上級經過審查，確定不存在所謂“江浙同鄉會”組織，但在作結論時還是掛了個尾巴，說是部分同學有感情的結合，“這種結合發展下去是對黨不利的”。結果，在1929年底蘇聯清黨運動中，王明以此為口實向斯大林進讒言，把俞秀松等人抓起來了，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左權被批評為“行為不檢”，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左權百口莫辯，決心在戰場上證明自己的清白。1930年6月，左權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回國。他寫信給大哥：“我雖回國，卻恐十年不能還家，老母養贍，托於長兄，我將全力貢獻革命。”

回國后，左權被黨中央派到閩贛革命根據地工作，擔任中央紅軍軍官學校閩西分校教育長，后又擔任閩西紅軍新十二軍軍長。1931年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寧都起義成功后，左權被派去整編起義部隊，先後擔任紅五軍團第十五軍政委、軍長兼政委。

正當左權以充沛的精力大顯身手時，一團陰雲向他襲來。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奪取了黨中央領導權。他上台伊始就極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對內大搞“肅托”、“肅反”，左權被人告發曾收藏過“托陳取消派”文件，組織部、保衛局先後找左權去談話，左權苦不堪言。其實那份文件是“托派”組織通過郵局寄給別人的，左權為防止擴散才取出文件交專人保管，不久自己調走，文件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些事就有這種魔力，只要沾上身，就再也說不清、道不明了。王明的代言人進入蘇區后，左權的問題立即升格為重大“反革命”案件，組織專案調查。審查左權的會議開了整整三天。為了證明左權參加過托派組織，那個子虛烏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江浙同鄉會”重新被人搬出來了。左權的辯解沒人聽，反而當作他心虛的表現，認定他參加過“托派”組織。好在左權自從進入蘇區以來作戰一向勇敢，幾乎每仗皆捷，國家保衛局才沒有把他當“反革命”從**上消滅，但卻給了他留黨察看八個月的處分，撤消了他擔任的紅十五軍軍長兼政委的職務，調到紅軍學校去當教官。後來又擔心他在學員中申明是非曲直，就調他到紅軍總部當參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