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緣起(2)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國防部成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及時地組織在寧的有關機關團體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進行了調查，收集到很多第一手珍貴的資料，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供證據，並組織倖存者到東京出庭作證。翔實的史料當庭控訴了南京大屠殺的製造者和劊子手們，要求法庭依照國際法對日本戰犯嚴判，償還所欠中國人民的血債。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過充分準備，於1946年4月29日對日本戰犯進行起訴，歷時二年零6個月，於1948年11月12日審判結束。在東京審判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所犯下的罪惡事實，其中包括屠殺、強姦、縱火和掠奪各類具體數據，判處南京大屠殺主凶松井石根死刑，隨後被絞死。主犯谷壽夫被引渡到中國。由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根據谷壽夫的犯罪事實，依照國際法判處死刑，於1947年4月26日上午10時，押赴雨花台刑場，依法執行死刑，並張貼佈告周知。

南京大屠殺一案到此本應畫上句號，不該再加糾纏，而應將其放進歷史博物館，警告軍國主義的幽靈不得死灰復燃。也對後人進行教育，牢記災難源於何處，用實際行動譜寫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使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是，東京審判很不徹底，該處死的幾個甲級戰犯未被判處死刑，大批乙、丙級戰犯都未繩之以法，放縱了他們。而他們對戰敗很不服氣，隨時都想東山再起，潛藏下了在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美國不甘心中國和朝鮮在戰火中所獲得的人民民主政權。當50年代剛掀開一頁的時候，美國便在朝鮮挑起戰爭，妄圖一口吞滅朝鮮，與此同時派出第7艦隊侵佔我台灣省，並派飛機多次轟炸我東北城市。到此，美帝國主義重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老路，已經全部暴露在中國人民的面前。美國從它霸佔全球的戰略出發，積極扶持日本右翼勢力，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戰犯，計劃重新武裝日本，把日本建成反蘇**的橋頭堡，進而成為美國侵略亞洲的基地。美國的此舉遭到蘇聯和亞洲有關國家的堅持反對。日本人民對軍國主義深惡痛絕，對此也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然而，儘管如此，美國扶持下的日本右翼勢力還是逐步發展起來了。

由於當時為美國生產侵朝戰爭中的軍火軍需品，日本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逐漸得到恢復，60年代一開始便大有好轉，到了70年代便取得偉大成就，羽毛也隨之豐滿起來。右翼勢力隨着經濟增長得勢而發展，從此勢頭再沒有減弱。1972年中日建交時，為了減輕日本人民的負擔，中國政府慷慨地放棄了日本國戰爭損失賠償的要求，更未要求日本用政府名義通過對華戰爭損失賠償，把侵略戰爭中所犯暴行罪惡用文字固定下來，防止別有用心的他人賴帳。日本右翼勢力鑽空子趁機興風作浪，不以我為友，反認我軟弱；不以我為善，反認我可欺，窺視中國在經濟上必將有求於日本，便出現了一連串為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翻案文章，竭力否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

右翼勢力否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主要有：1972年鈴木明在《諸君》月刊上發表《南京大屠殺的虛偽性》等文章，否認歷史事實，不遺餘力的狡辯。第2年3月彙集成《南京大屠殺的虛偽性》一書出版。右翼勢力認為鈴木明已經為南京大屠殺翻案打開了缺口，大肆為該書喝彩、捧場，鬨動日本，並引起共鳴。接着山本七平繼鈴木明之後，在《諸君》從1972年至1974年連續三年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的文章，並彙集成單行本出版，書名為《我方的日本軍》，比鈴木明更加露骨地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當時中國未能及時反擊、批判，日本右翼勢力逐步匯成一股翻案逆流，來勢越猛，大有“武士道”一往直前的趨勢。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改教科書的機會，用官方名義企圖把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一筆勾銷，徹底賴掉日軍暴行的罪帳，為日本右翼勢力張目打氣。因遭到中國方面的嚴厲批判，使其陰謀未能得逞。但此舉並不意味着扭轉了日本右翼勢力翻案的逆流，潛在侵略史觀隨時都有可能冒出頭來，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須知，右翼勢力從民間到官方已經成為日本的社會基礎，要他們“安分守已”，放棄“往日輝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戰犯——南京大屠殺的主凶松井石根的隨從兼秘書，自稱是拓殖大學講師的田中正明蓄謀已久，挖空心思寫出《“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公開為他的主子戰犯招魂叫屈，以虛構寫《虛構》，大放厥詞，不僅否認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暴行，而且還為日軍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推御責任，誣衊性地諉過於中國。就在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開館之際，在日本發表了《九問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一文，把有論成無，把無論成有，無理取鬧，不可一世，成為右翼勢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鋒。

日本社會上許多教授、學者和有識之士主持正義，堅持實事求是，抱着對歷史負責的嚴肅態度，高舉日中友好和反戰旗幟，紛紛起來批判日本日益膨脹的翻案逆流。他們人數眾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針對逆流的要害，在《歷史評論》上發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隨意取捨史料的錯誤觀點和做法，並於1975年8月，出版了《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批判了鈴木明、山本歪曲歷史的錯誤論調。1973年9月，《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編寫的《筆杆子的陰謀》一書出版，尖銳地批判了鈴木明等人奇談怪論，與洞富雄先生所發表的文章一樣。同樣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