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記1937年(二)(10)

總務處長助理、兩名女校友、兩名工人和我立刻到鼓樓醫院，看看我們能夠做點什麼。斯邁思已到了那兒，正在打電話聯繫汽車。一些醫生和護士已前往轟炸現場。6名受傷的警察和兩位平民已被送到醫院，他們是在國民黨總部附近受傷的。很明顯，國民黨總部損失不嚴重，但附近的民房被毀，兩人死亡。斯邁思一直在努力工作，幫助組織醫院附近的救援工作。他最大的難題是空襲后難以弄到足夠的汽車，因為醫院沒有救護車。

下午2時。我剛剛從醫院回來，吃完飯，這時警報又響了起來。到3時30分，警報才解除。當我們從防空洞出來時，看到下關上空濃煙滾滾。後來人們告訴我們，轟炸的目標是火車站附近的鐵路樞紐，但是炸彈落在了幾個十分貧窮的村莊裏。一枚燃燒彈落在一個村莊，一些受傷的人被燒死。

下午4時～6時。吳博士和她的秘書寫完了給上海地區50名學生的信。我們在盡量實現我們與聖約翰大學及上海大學的合作計劃。

我寫完了吳博士致全體教工的信，這封信是有關本學期教師基本工資情況的。許多人的工資僅為正常情況下的40%，正常上班者也只是60%。但即便如此，學院還將出現赤字。

大使館的帕克斯頓先生在第二次空襲后打來電話，詢問我們的情況，我們很高興地報告說一切平安，他告訴我們，約翰遜大使已返回大使館。我希望今晚再下雨，白天的空襲要比夜晚好些。剛剛收到埃斯特的來信，她接受了重慶大學的一份差使。

9月23日，星期四好哇!今天下雨了，雲層很低，而且很厚，這意味着我們的“訪問者”今天不會來了，對日本飛機來說，夜晚的天氣也不夠好。程夫人去了太平路，看看能否買到做旗幟用的紅、白、藍布。同陳先生一樣，她也說除了水果商店外，所有的商店都是鐵將軍把門。

上午為吳博士寫了幾封信，並寫了兩頁日記。沒有空襲的時光真是太好了。中午，上海的電台報道說，西方國家強烈抗議日本的行徑，特別是對中國首都的轟炸。很顯然，美國也提出了非常強烈的抗議。我很高興，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9月21日大使館撤離所遭到的批評。我們是多麼希望有一個強硬而又具建設性的和平建議——它是如此的強硬和具有強制性，這樣雙方就會停止戰鬥。

今天中午我又幫助吳博士寫信。這些天她把許多時間和精力花在全國傷兵救濟會即全國婦女戰時救濟聯合會。的工作上。下午5時，我騎車去看斯滕尼斯(Stennes)隊長，聽聽他對我的計劃(派一架“友好”或是“和平”飛機到日本去，把真實情況告訴那些現在還不知道真相的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有一輛看起來是官方的汽車停在他家門口，因此，我沒停下來，而是去了楊麗琳家。她勸我留下吃飯，我同意了。她的丈夫在外交部工作原文為oneoftheministriesofForeignAffairs,ministry可能是minister的筆誤。，他說，昨天日機共投了80枚炸彈，但是，國民黨總部似乎是惟一具有軍事意義的地方。

今天中午，貽芳去了蔣夫人家，並同蔣總司令和蔣夫人共進了午餐。他們討論了怎樣使中國的朋友得到確切消息這一個問題。貽芳穿的是件舊的藍色布袍——戰爭改變了人們的習慣。

下午4時。帕克斯頓先生來看我們的防空洞和地下室。他說我們的防空洞修建得很好，選址也不錯，並認為我們的防空洞能夠抵禦轟炸。但我個人認為，這些防空洞經不起炸彈的直接命中，但是直接命中的機會畢竟很少，幹嘛要庸人自擾。

晚上11時。每晚天黑后我們都能清楚地聽到外面路上的聲音。我們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但聽起來像是澆築水泥的聲音。也許是在我們附近修建防空洞。今晚我們收到了紐約“創始者董事會”的一封電報，告訴我們美國的朋友沒有忘記我們。他們用的詞是“站在我們一邊”。我們覺得他們不妨說“坐在我們一邊”，因為我們每天有數小時是坐在防空洞裏度過的。

9月24日，星期五今天可能也不會有空襲，因為天陰，而且雲層很低，早上也有點涼。當女勤雜工給我送開水的時候，我說：“今天天氣很好。”對我的話，她愣了一下，然後她笑着說：“是的，天氣很好。”她是一個稱職的老童子軍，沉着、堅定。她是我們東院的隊長。正是她帶着那隻裝有化學物品和防毒面具的箱子。空襲時她的防空洞裏沒有聲音，真的!我認為她相信日本飛機上有一種特殊的設備，能夠聽見幾千英尺下的防空洞裏的聲音。無論人們怎麼好奇，總想到外面看看，她總是讓人們呆在防空洞裏，直到空襲解除。

今天，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校長秘書工作上，因為嘉芙蓮辭去了這一職務。我申請這一工作，並被批准。在許多方面我不如她，因為我有許多別的事要考慮。儘管她不願離開南京，但她還是做好了去武昌的準備。

今天白天沒有空襲，我想夜晚也不會有。有消息說對廣州的空襲造成了許多平民的死亡。我很遺憾地說，由於我們所在的這個區域獲得了相對安全的名聲，這就意味着官員們將在此租房、辦公，這使我們感到不很開心，我們可以保護他們，但他們肯定給我們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很抱歉，今天我們沒有外出到附近的居民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