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記1937年(二)(7)

在我的傳教生涯中，一個長期期待着的日子終於來到了——擔負特別責任的婦女得到了與擔負同樣責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沒有要求我們與帶有孩子的婦女同時離開。我對自己在美國傳教協會及美國董事會指設在紐約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董事會。的立場感到自豪。他們相信我們的判斷力，允許我們自己做出去留的決定。

今晚我們通知所有生物專業的學生去武昌，6名學生在該系陳品芝博士的領導下，已在那兒開始學習。

可憐的吳博士從下午2時到6時30分一直在開會，她開完會來到餐廳時，看起來疲憊不堪。中國“全國婦女士兵救援會”正在從事非常繁重的工作，其中相當一部分工作落在了吳博士的肩上。我不知道，她除了校長的職責外，怎能承擔這麼多的工作?今天上午她做了一次演講，接着又到一個公共劇院幫助募捐，還有婦救會的工作。她對美國五個和平組織目前的態度深感失望。在她看來(我們大多數人都有同感)這並不是和平主義，而是民族利己主義。這些組織的所作所為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即進一步削弱中國，因為這將使中國得不到軍需物資，而日本卻能自己生產1937年9月1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對中日交戰雙方實施《中立法》，該法案規定禁止向交戰雙方提供或是幫助運送任何援助物資。由於當時日本已封鎖了中國的沿海，因此該法案實際上有利於日本。《中立法》的通過實際上也是美國當時盛行的“孤立主義”、“和平主義”的產物。。

9月19日，星期天根據中國的陰曆，今天是八月收穫節原文如此，指中秋節。，今晚人們應該賞月。在正常年份，今天是合家歡聚和吃月餅的日子。天氣非常好，晴朗、清新、涼爽。在漫長而炎熱的夏季后，這是人們喜歡的天氣，秋雨之後，這也是一個美麗的世界。人們應該崇拜和感激收穫的賜予者。

上午8時20分～10時。在我剛要吃早飯的時候，凄厲的警報聲發出了警告，我匆忙地吃了幾口飯，就跟着別人到東院的防空洞。一個在防空洞外面逗留時間比我們長的花匠估計飛來了40架飛機，後來我們在廣播中聽說有34架飛機從上海起飛，但實際上只有21架飛臨南京。它們的主要目標是國家廣播電台、自來水廠和城西供水的系統，城南的一個軍事設施也被日機光顧，上述三個地方都挨了炸彈，但我還不知道遭受破壞的程度。

上午10時30分～12時。我去拜訪鄰居，一方面是邀請他們參加下午的聚會；另一方面是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社區一切正常。每拜訪一家都使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我仍然在這裏安慰人們、振作人心，並使人們放心。

下午1時30分。我很早就去了鄰里學校佈置會場，為2點鐘的聚會做準備。在拱形門口，我遇見一群歡樂的孩子，他們告訴我，他們早就來了，好像是在批評我來得太遲了。到下午2時30分，來了30個孩子和18名成人，我們開始了儀式。鼓樓教堂的倪牧師也來幫助我們。我們先為孩子們做了禮拜——唱了一首他們熟悉的歌，接着倪牧師給他們講了一個非常好的故事。

此後，孩子們很開心地回家了。這使我很吃驚，因為通常他們也想留下來看大人們的活動。

下午3時15分，成人的儀式剛結束，警報聲又發出了警告，在此後的一個半小時裏，我們躲在由“新生活運動委員會”修建的防空洞裏，該組織正借用社區之家作為其總部。

晚上8時30分。我通過長途電話與武昌的伊娃通了話，伊娃告訴我，社會學系的學生說服了龍博士留在武昌，而不是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到湘潭去。她正在設法把另一所教會的房子改成學生宿舍。

晚上9時30分。我們聽了上海全國基督教委員會的廣播，廣播用中、英文介紹了在最近的危機中該委員會的工作情況。羅納德·里斯還講述了分佈在中國各地的一些地方教會組織的工作。我覺得這個廣播很有幫助，它使基督徒感到自己是全國運動的一員，並使他們的思想統一。

羅納德·里斯鼓勵傳教士在目前困難的日子裏與中國同事並肩工作。但他過於含蓄，沒有公開說明他們可能不得不拒絕領事館要他們撤離的命令。他們正在考慮組建一個全國基督教戰爭救濟委員會。

9月20日，星期一經過長時間的休息，今天早上醒來后很驚喜地發現，儘管昨晚的月光有利空襲，但一整夜都沒有空襲。但願他們沒有利用這皎潔的月光，殘忍地轟炸其他沒有設防的城市。

今天上午吳博士和我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重新審定了有關在上海和湘潭開展工作的決定。

上午9時30分。美國大使館的帕克斯頓先生來訪，並宣讀了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一份很長的聲明，聲明稱，為了儘快結束戰爭，毀滅南京所有的軍事設施、機場和通訊中心，從明天中午開始，他們要對南京展開真正的攻擊，使南京不再是軍事決策中心。換句話說，我認為他們期望通過這種方式，竭盡全力擴大同中國的友誼與合作原文在“同中國的友誼與合作”下加了下劃線，這顯然是諷刺的語意。。

帕克斯頓勸我們離開幾天，也許不超過蕪湖以西。所有的使館人員也許都將撤離。儘管我對自己決定要做的事情絕對沒有什麼懷疑，但在感謝他通知我們之後，我告訴他，我將同嘉芙蓮小姐商量一下撤離的問題，並儘快將我們的決定告訴他。如果當時就拒絕他有點不夠含蓄，但幾小時后我寫信給他，明確表示了我的看法：撤離使館人員是不明智的。下面是我大膽地寫給帕克斯頓和佩克的幾句話：“我認為，如果城裏所有的使館都降下國旗，並撤走人員，這將是一個悲劇。因為，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就可以對南京進行無情的、毫無顧忌的狂轟濫炸，我希望日本空軍無法得到這種滿足。”在我和嘉芙蓮進行了短暫的商量之後，我們倆都向大使館表示，我們將同我們的同事在一起，在這種時候，我們認為自己會發揮很大作用。我們還清楚地表明，我們是自願冒險留下的，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不願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是學院感到他們對此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