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學術頭銜的圖騰崇拜(2)

40歲的吳教授，是某高校的“傑出青年教師”，曾經獲得多項部委獎勵，並被列為跨世紀優秀人才。他剛在辦公室坐好，電話便響起。吳教授拿起電話聽了一會兒回答：“謝謝！可我手頭上已經有三項基金，沒有時間再做了，你們還是另外找人填報吧。”10分鐘以後,電話再次響起。吳教授再次拿起聽筒，聽了一會兒，說道：“院長，剛才科技處來過電話，和我談這事，我最近真的很忙，有總理基金、有市科委基金，機會還是給別人吧，系裏王博后我覺得不錯。”……“既然這樣，我叫學生去取表格。”吳教授足足將電話在手裏握了3分鐘，然後回答。他對學生說：“學校、院裏都認為這項基金以我牽頭申報成功的可能性是100%，這關係到學校的聲譽。看來，推是推不掉了。可真沒時間做呀！”這是怎麼回事？科學基金是政府或其他社會組織為了支持科學研究而設立的。提起這一基金，就不能不談國家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分設有面上基金、青年基金、傑出青年基金、重點基金和重大基金等。在科研工作者中，有一種說法，叫“小基金大評，中基金中評，大基金不評”。意思是，資助幅度為十幾萬元左右的面上基金，往往進行大規模地廣泛評審；而資助幅度好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的傑出青年基金、重點基金，則在一定範圍內組織評審，誰是評審組的專家大家心中有數；至於上千萬元的基金，則幾乎不評，往往由幾個院士提議，或者由政府部門直接下達給某個負責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基金的操作，受到科研工作者較好的評價，因為其立項十分謹慎，在評審過程中，廣泛組織科學家們參與，每一項目組織5位專家進行通訊評議，最後能否立項，基本上以通訊評議意見為依據，而申報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材料送給了哪位專家，這就很大程度地保證了基金立項的公正性。而其他基金，如傑出青年基金、重點基金、重大基金等的操作卻存在諸多問題，主要是立項過程中個人因素、行政干預因素較多。客觀地說，近年來自然科學面上基金的成果豐碩，但由於資助幅度小，很多項目未能做大做深；而資助幅度大的重點基金，其成果與投資幅度相比卻不怎麼顯著。事實上，很多重大基金、重點基金申請到后，也要進一步分解，具體承擔的也是一些年輕人，但由於他們不是項目負責人，僅獲得很少部分的經費，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也就受到影響。至於各部委、各地方政府設立的基金，有不少是類似於重點基金的操作，因此問題也比較多。經費多、項目多、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師，在新一輪經費申請中十分容易勝出，因此“財源廣進”，而有的教師亟需得到資助卻偏偏“求告無門”，這被稱為“馬太效應”。按我國高校現行體制，對經費申請進行審批時，一般要以過去申請經費情況、是否曾經承擔某基金課題以及完成情況等為重要參考，科研工作者往往要經歷一個“媳婦熬成婆”的痛苦等待過程。經費的給予者對此有自己的“難處與考慮”：把經費再次撥給已有資金支持的人，雖然起不到顯著效果，卻至少能保證有成果，不會出現因沒有成果而被指責為“決策失誤”的後果，至於這一成果的取得是否得益於這一經費的支持，則不在考慮之列。業內人士把這種做法稱為“錦上添花”。某高校一位教師則說：“有的教師同時獲得很多資助經費，但他們畢竟精力有限，跳起雙腳整日不睡覺也出不了那麼多成果，到了驗收時，把同樣的課題結果分送給不同的資助部門，這種做法被稱為‘搬磚頭’。即使如此，在最後的評估鑒定中仍會得到好的評價。”其實，科研基金的使用是個相對單純的問題，誰能做出來，誰能做得更好，就給誰做，這是基本原則。但是由誰來判斷“誰能做得更好”呢？站在不同位置，出於不同目的的人，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由於調動了眾多科學家參與，所以在所有基金中，國家科學基金面上基金的運作得到了一致好評。基金就是基金，它就是為科研服務的，不是榮譽，更不是某些人的專利，因此，將基金分為面上、重點、重大，按不同方式來運作，是沒有道理的。國家基金應該是一個統一名稱，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申請，由科學家、科技人員共同參與評審，當然重大的項目資助幅度可以大一些，對申請人的能力要求也要更嚴一些。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各類評獎中。如果報獎者沒有任何名望，沒有絲毫權勢，沒有一定學術頭銜，勝出的幾率幾乎為零。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43歲的田中在日本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既非教授，亦非博士，甚至連碩士學位也沒有，只是島津製作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師。而專門生產科學測試儀器的島津製作所，在日本只能算是一家不大有名的中小企業。**人文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胡偉說：“假設由國人來評這個諾貝爾獎的話，我們能把這個獎頒給田中這樣沒有職稱、沒有頭銜的‘小人物’嗎？我們眼中的人才，往往有一大堆頭銜和光環，我們不僅患上了高學歷崇拜症，而且還直接把學問的高低和職務的高低掛起鉤來。田中獲獎后，中國報紙紛紛報道他的身份是研究所‘主任’，其實在日本，大學畢業生進公司做一兩年的職員，就可晉陞主任，但上面還有系長、課長代理、課長、次長、部長等等，主任實在不是一個什麼官。我們把田中的這個‘主任’看得那麼重，恰恰反映了我們在學術評價上的‘官本位’心態。”①（①《田中獲諾貝爾獎的震撼》，《文匯報》，2002年10月22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