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居然可以在紙上測試

一個平時思想行為表現很差的學生，只要死記硬背，他的思想品德課可能會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這是課堂內的“常識”，從小學一直延續發展到大學。卷面的品德成績，是我們看重“道德可以教導、灌輸”的結果。由於道德可以教導，因而能夠被記憶，而一旦為被教導者記住便證明其已被“教化”。許多家長在教育孩子時，通常是對孩子講一段大道理，然後問：“你記住了嗎？告訴我我剛才講的是什麼？”可就算孩子告訴你他記住了又怎麼樣呢？規則沒有進入思想，在實際行動中不被採納，當然不會有實際的作用。品德應是人身修養，而不是對名詞、理論或者政策的記憶，但是採取筆試的方法來判定學生思想品德課分數的高低，卻是我國目前思想品德教育的通行做法。毋庸諱言，我國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投入產出率一直不高。投入——大學裏除設置有六七門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思想品德課程要求學生學習外，還配備了一支不搞教學科研、專門負責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師隊伍；產出——照本宣科，上課內容過時、重複，學生感覺味同嚼蠟，為應付考試，往往在學期最後突擊記憶。有很多文章在分析當今大學生品德修養的時候，都毫無例外地用了這樣的字眼：“高校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夠重視。”很顯然，這些文章的作者對高校的現狀缺乏了解。只要看看課程設置以及專門的思想政治教師隊伍，就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判斷。真正的問題在於現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有效的方法，很難在學生身上產生效果。品德需要感染。師者的言傳身教以及大學文化的建設，或許才是品德教育的根本。大學文化的形成對學生的影響極為深遠，事實上，師者的行為，也是對大學文化的演繹。品德需要導向。我國高校為鼓勵學生綜合全面發展，對學生實施綜合素質測評，具體說來就是對學生在學校里的各項表現進行打分，然後賦予不同的權重，得出綜合得分，並根據學生綜合得分的高低給予其相應的評優獎勵。從形式上看，這確實有利於促使學生綜合能力的發展，但認真一分析則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在綜合測評中，由課堂考試得到的學習成績一般佔70%；除此之外，有包括發表論文、參加某項科技競賽獲獎等的科研能力得分；還有反映學生參加班級集體活動、擔任校院系班級學生幹部、遵守公寓文明規範等的組織能力、社會活動能力得分。這一測評方式，首先是指標不合理，將擔任班級幹部、參加集體活動也納入測評體系，讓人難以理解。在很多大學裏，擔任學校、院系或者班級幹部的學生，在測評中會根據“職務”高低得到1~5分的加分，他們既得到了鍛煉機會，同時又享受加分參與評優的好處，這與我國現實政治生活中官員可以“撈”到各種好處十分相似。雖然“當官”其實意味着更多的奉獻而非索取，可就是在小學生的眼裏，“幹部”也是十分神氣的。現在小學生的家長一改過去要求孩子一心學習的情況，居然有不少主動到學校去懇請老師給自己的孩子一個“隊長”噹噹，因為當幹部更能引起老師的關注，可以獲得更多的鍛煉機會。如果說家長的想法並沒有錯，那我們的教育體制又該作何評判呢？其次是操作有水分，如果說學習成績是考出來的還值得大家信服，那麼其餘30%的測評內容，幾乎都是根據感覺加出來的，這給一些參與測評的老師以很大的發言權，也就催生了一些學生以各種方式“孝敬”老師的不良行為。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在思想上的表現，往往說一套做一套，而且從學生時代起，就養成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品德更需要約束。在大學生身上，近年來出現最多的問題是“誠信”危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孔夫子在兩千多年前的教誨，今天的教科書上，也一再講述。可是據調查，有約10%的大學生借了學生貸款卻不按期歸還，甚至是有意地“躲債”、“逃債”，弄得學校和銀行十分頭疼；另據披露，大學生的求職自薦信很少沒有水分，優秀、優良的字眼幾乎出現在每個人身上，更有的學生說自己曾經到60個單位實習。而把沒有獲得的榮譽堂而皇之地列出，並配上以假亂真“證書”的也決不是個別人。解決這樣的問題，僅僅依靠說服、教育難以收到成效。因為，書讀至大學這個份上，誰不懂得說些大道理，而且做起誠信的文章來，也許比教師更堂而皇之。這時，就需要制度的力量加以強制和約束。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有清晰的行為規範，每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該有什麼樣的行為，哪些行為將遭受懲罰。國外健全的信用制度就很值得借鑒。每個人都有一個跟隨自己一輩子的信用號碼，裏面詳細記錄著他的所有人生重大經歷，是否違反交通規則，是否有刑事記錄，是否曾有不良信貸，是否有行政處分，是否有社區工作經歷……這些信用記錄，將直接與就業、生活相聯，一個信用不佳的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將寸步難行。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