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城市之光》作宣傳(8)
我接到阿爾巴公爵的電報,邀我去西班牙。但是第二天報紙上都以大字標題刊出:“西班牙爆發革命”。於是我終止去西班牙,改赴維也納——憂鬱的,美麗的維也納。那個地方給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記憶是:我和一個美麗的姑娘有過一段羅曼史。那件事的經過,有點兒像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最後一章:兩人海誓山盟,最後吻別,知道以後再不會有相逢的日子了。離開維也納,我到了威尼斯。那是秋天,當地已經沒有遊客。但是我卻更喜歡那裏有一些遊客,因為有些地方需要遊客點綴,才會顯得溫暖有生氣,否則就很容易變得像一片墓地一樣。實際上我是喜歡那些遊山玩水的人,因為,去度假日的人,看來總要比匆匆忙忙擠進旋轉門上寫字間的人更可愛一些。威尼斯雖然景色秀麗,但使人感到憂鬱,所以我只在那裏待了兩夜,每天沒什麼可以消遣的,只有聽聽留聲機唱片——連唱片也只能偷着聽,因為星期日跳舞和聽唱片都是墨索里尼所禁止的。我原來想要回到維也納,去那兒重尋舊歡。但是因為已約好了去巴黎,赴創議歐洲合眾國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午宴,我不願錯過這一機會。那次我會見白里安先生時,他好像身體欠佳,帶有一副失望和憤懣的神氣。午宴是在巴黎《不妥協者》報發行人巴爾比先生的寓所里舉行的,雖然我不懂法語,但是覺得那次宴會十分有趣。諾阿耶女伯爵是一個活潑得像只鳥兒似的嬌小的女人,她說得一口英語,非常機敏可愛。白里安先生一看見她就說:“近來我極少見到你;你這樣難得來,就好像是一個被人遺棄了的情婦啊。”餐后,他們陪我去愛麗舍宮,我在那裏受了榮譽軍團勛位。我不打算描繪我第二次訪問柏林時受到熱烈的、盛大的歡迎——雖然,有時候我幾乎又是心痒痒地想要去提到那件事。講到這裏我想起了,有一次瑪麗和道格拉斯把他們出國時拍的旅行記錄片放映給我看。我總以為,他們會給我看一些有趣的旅行記錄片的。那影片一開始,映的是瑪麗和道格拉斯抵達倫敦的情景,火車站上歡迎的群眾人山人海,旅館外邊歡迎的群眾也是人山人海,然後是他們抵達巴黎的情景,那兒歡迎的人更多了。我看完了倫敦、巴黎、莫斯科、維也納和布達佩斯各地火車站上和旅館外面的盛況,就天真地問:“咱們什麼時候可以看一點兒鎮市上和鄉村裏的風光呀?”他們都笑了。應當承認,我描繪那些歡迎我的群眾時,也是不夠謙虛的。再說,到了柏林,民主政府招待我,並派約克女伯爵——一位非常漂亮的德國姑娘——陪着我,可以說是由她充當了我的隨員。那是一九三一年,是納粹黨人剛在德國國會中得勢的時候,我竟然不曾覺察到有半數的報刊都在攻擊我,說我是一個外國人,說德國人這樣狂熱地歡迎我實在可笑。當然,這些都是納粹報紙。當時我很天真,玩得很高興,對這一切都毫不注意。德皇的一位堂弟,很熱情地陪我去參觀波茨坦的無愁宮。在我看來,所有的宮殿都是一些荒謬的建築,是一些無謂的炫耀。想到凡爾賽宮、克里姆林宮、波茨坦宮和白金漢宮時,我一般並不重視它們的歷史意義,而只是意識到它們是由誇大自負的心理構成的。德皇的堂弟告訴我,無愁宮具有更美的建築風格,它雖然小巧,卻更富有人情味。但是我看了它,就想起了婦女的梳妝盒,感到很掃興。我參觀了柏林罪犯作案展覽館,只感覺到恐怖和煩悶——看到那些照片上拍的儘是被害的、自殺的以及形形色色腐化墮落和人類的變態行為。最後我總算離開了那幢大廈,又呼吸到新鮮空氣。《奇迹》的作者馮·富爾默博士請我去他家吃飯,我在那裏會見了德國的一些藝術和戲劇代表人物。我還和愛因斯坦夫婦在他們那套小小的公寓房間裏消磨了一個晚上。當時曾經作好安排,讓我和馮·興登堡將軍一起吃晚飯,但由於將軍臨時生病而作罷,後來我又去法國南部。前面已經說過,我在這本書里將談到性的問題,但不擬加以渲染,因為我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新穎的東西可以談的,然而,人類的繁殖原屬自然界的重要活動,因此每一個男人,不論年輕或者年老,每遇見一個女人,總會估量一下他與對方之間的性的可能。而我也是一向如此的。從事工作的時候,我是從來不去想到女人的;只是在拍完了電影,無事可做的時候,我才會在這方面把持不住。正如H·G·威爾斯所說:“一天當中有那麼一個時刻:你已經寫完了早晨應寫的稿子,復完了下午應復的信件,再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這時候你就會感到沉悶,也就會涉及到性的問題了。”因此,在天藍海岸無事可做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極其美麗的姑娘,很運道,這姑娘能夠消除我的寂寞。她和我同樣是散漫不羈的,於是我們一見之下,互認知己。她毫不隱諱地告訴我,說她新近剛忘情於一個曾經與之戀愛,但後來彼此不歡而散的埃及青年。我們之間的關係雖然未經談明,但雙方都心照不宣;她也知道我最後是要回美國去的。我每星期補貼她一筆費用,於是兩人一同去俱樂部、酒館和其他娛樂場所。我們吃飯,跳舞,從事一般遊樂。但是,由於經常接近,我終於對她有了感情,於是,想到要回美國時,就不大捨得拋下了她。一念及要和她分手,我就覺得她可憐;她是那麼愉快、美麗、知情識趣。但是,有時候她也會引起我的猜疑。一天下午,我們在一個俱樂部里參加茶舞,她突然緊拉住了我的手,原來她多次對我提到的那個埃及情人“S—”來了。我很不高興;後來,過了一會兒,我們就離開了那裏。快要走到旅館時,她忽然發現手套留在俱樂部了,要回去取,叫我先去旅館。她的託辭分明是假的。但是我既不加以阻攔,也不多說什麼,就一徑回旅館去了。兩小時后,她仍沒來,我肯定她這次去不僅僅是為了一副手套。我已約了幾個朋友那天晚上出去吃飯,時間快到了,仍舊不見她來。我剛要獨個兒去,她回來了,面色蒼白,頭髮蓬亂着。“你現在去吃晚飯,已經太遲了,”我說,“被窩裏舒服暖和,你還是回到那兒去吧。”她不承認有這種事,又是辯解又是央求,但是怎麼也沒法為耽擱了這麼多時間自圓其說。我肯定她是和她那個埃及情人在一起的,經過一陣吵罵,我沒帶她去,就獨個兒走了。一個人突然感到孤寂無聊,談話時竭力要使聲音高過那如泣如訴的薩克斯管,高過那夜總會裏的一片喧嘩吵鬧:我們這些人當中,誰不曾有過這樣的經驗啊?你和另幾個人坐在一起,自己在做主人,但內心卻是那麼痛苦。我回到旅館,發現她不在那兒。我慌了。難道她已經走了不成?她竟然走得這麼快啊!我走進她的卧室,心上一塊石頭才落了地,因為她的衣服和其他東西仍舊在那裏。十分鐘后,她興沖沖地回來了,說是去看電影的。我冷冷地對她說,我第二天就要去巴黎,現在準備和她把賬結清,從此一刀兩斷。她對這一切都表示同意,但仍舊不肯承認她和那埃及情人有過沾惹。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