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城市之光》作宣傳(7)

“你瞧，查理，”他說，“你小時候給我的印象最深：你的性情是那麼柔順啊。”社會的讚揚，不能使你長期地陶醉，就像蛋白牛奶酥一樣，時間一久，它就會塌了下去。

這一次我受歡迎，那情形也是如此：往後氣氛突然冷下來了。第一陣風是從報刊上吹來的。

經過一番天花亂墜的吹捧，報刊改變了它們的調門。我想，那是為了讀起來可以更有趣一些吧。

倫敦和巴黎的激情已經消逝。我感到倦怠了，需要休息了。我在朱安萊潘休息時，接到通知，要我到倫敦守護神戲院作一次欽命演出。

但是我不曾去，只匯去了二百英鎊。這一來我就觸怒了當局。他們說我冒犯皇上，藐視聖旨。

我沒想到，守護神戲院經理的一紙通知竟有如皇上的詔書一樣。再說，我是臨時接到通知，也來不及為此作好準備。

幾個星期以後，又受到了第二次抨擊。一天，我正在網球場上等候我的搭檔，來了一個年輕人向我介紹他自己，說他是我的一個朋友的朋友。

我們彼此寒暄了幾句，就談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這個年輕人挺討人歡喜，會對人表示同情。

我這人有一個弱點，就是會對新認識的人突然發生愛好，尤其是遇到那位新交善於聆聽別人的話，於是，我就在許多問題上發表了意見。

談到世界大事時，我表示悲觀，說歐洲局勢將導致另一場戰爭。

“哼，下一次再打仗，可別指望我參加，”我的朋友說。

“我認為你這樣並沒錯，”我回答，“我就是瞧不起那些專給我們帶來苦難的人；我就是不愛聽人家吩咐，要我們去把什麼人殺死，去為什麼事情送命——還要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愛國。”我們很親切地道了別。

記得我還約他第二天吃晚飯，但是後來他沒來。真沒料到呀！和我談話的這個人並不是什麼朋友，原來他是一位新聞記者。

第二天報紙就在顯着地位刊出：“查理·卓別林不是愛國主義者！”報道的是實話，但當時我並沒要把私人的看法公諸報端。

事實是：我之所以不是愛國主義者，那不但是由於道德或理智上的原因，而且由於我缺乏這種愛國主義者的感情。

有人在愛國主義的幌子下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這時候你怎麼能容忍愛國主義？

也許有人說，那是在德國發生的事情；可是，每一個國家裏都潛伏有那種殺人的組織啊。

我是不能大力鼓吹國家自豪感的。如果你是深受了這些影響，如家庭的傳統，住宅和庭園，快樂的童年，家人和朋友，等等，那我是能夠理解你這種感情的，然而，我卻是缺乏這一切背景的。

對我來說，愛國主義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地方習慣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罷了；如賽馬，打獵，吃約克郡布丁、美國牛肉餅和可口可樂，然而，如今這些土產都已成為全世界普及的東西了。

當然，如果我所在的國家遭到侵略，我想，和大多數人一樣，我也會作出最大的犧牲。

但是我不能對祖國抱那樣狂熱的愛，因為那樣只會使一個人成為納粹，所以，我盡可以毫不在乎地放棄了它——根據我的觀察，納粹組織雖然暫時是潛伏着的，但是它們可以很快地在每一個國家裏活躍起來。

因此，除非是我本人相信某一政治目標，否則我就不願意為它作出任何犧牲。

我不能為國家主義犧牲——我更不願為一位總統、首相或獨裁者去送死。

過了一兩天，菲利普·沙遜爵士陪我去孔蘇埃洛·范德比爾特·鮑爾桑家午餐。

他家住在法國南部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座上有一位客人顯得很特殊，他身體瘦長，頭髮烏黑，留着小短鬍子，樣子和藹可親，午飯時我和他攀談起來。

當時我談到梅傑·道格拉斯寫的《經濟民主》一書，說他的信貸理論可以解決目前各國的經濟危機——這時我不妨援引孔蘇埃洛·鮑爾桑那天午後所說的話：“我發現和卓別林談話挺有趣，我注意到他那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首先我肯定說了一些話，特別使那位身體瘦長的紳士感興趣，因為他臉上閃出了光，眼睛張得很大，我可以看出了他的眼白。

他好像贊同我說的每一句話，可是後來我談到了我的主題，而那些話肯定又是和他的意思相左的，因為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氣。

原來那天我是在和奧斯瓦德·莫斯利爵士談話，我根本沒想到這個人後來會當上了英國黑衫黨頭子——但是，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的瞳仁上邊露出眼白，咧開着的大嘴裏露出牙齒，給人的印象即使不是有點兒可怕，至少是十分異樣的。

在法國南部，我還會見了埃米爾·路德維希這位曾經為拿破崙、俾斯麥、巴爾扎克等人寫了巨帙傳記的作家。

他把拿破崙描寫得很有趣，但是，由於過分注意心理分析，反而使一些敘述為之減色。

他拍給我一份電報，說他十分欣賞我的《城市之光》，很想要見我一面。

他那副樣子和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像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奧斯卡·王爾德，頭髮留得很長，豐滿的嘴唇旁邊有着女性的曲線美。

我們兩人在我的旅館裏會見，初見時他顯得相當客套，有些做作，他遞給我一片月桂樹葉，說：“從前羅馬人成了名，人家就贈給他一頂月桂樹葉編的王冠。所以，我送您一片月桂樹葉。”過了一會兒，我對這種熱情的讚揚逐漸適應，這才開始覺察到，路德維希是在掩蓋他的羞澀情緒。

等到他恢復正常后，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聰明有趣的人。我問他寫傳記時什麼是最基本的條件。

他說最基本的是態度。

“這樣說來，傳記是具有偏見和經過刪節的記錄了，”我說。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事情是不會被提到的，”他回答，“因為那些事情牽涉到了其他的人。”晚餐席上，他問：在所看到過的東西當中，我認為什麼是最美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海倫·威爾斯打網球的動作最美：不是姿勢優美，動作簡練，而且對於男性有一種健康的吸引力。

再有，就是停戰後不久我看到的一個新聞片鏡頭，拍的是一個農民在佛蘭德犁一片上面曾經死了成千上萬人的土地。

路德維希描繪了一幅佛羅里達海灘日落的景色，那時，一輛敞篷汽車懶洋洋地駛過，車上擠滿了穿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個坐在後擋泥板上，一條腿盪在空中，汽車在前進，她的腳趾觸到了沙土，劃出了一條連綿不斷的跡印。

此後，我又想起其他美麗的景色：那是佛羅倫薩貴族廣場上本文努托·切爾利尼的

“珀修斯”。那時是夜晚，廣場上已經點上了燈，我原來是打算去看米開朗琪羅的

“大衛”，但是一看到

“珀修斯”，我覺得其他一切藝術品都黯然失色。我被它那風格與形式的無法形容的美所陶醉。

珀修斯手裏高舉着墨杜薩的頭，那女怪在他腳底下慘痛地蜷曲着身體，珀修斯成為一切悲哀的像征，他使我想起了奧斯卡·王爾德神秘的句子：“因為，每個人都會殺死他心愛的東西。”在善與惡永恆的神秘的鬥爭中，他完成了自己應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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