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聞出版界的幾位同行說起這些事，他們說什麼也不相信，斷定我們碰到的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憑！我們自然清楚那並不是假文憑。要不是我親自參加批閱那批學生的應聘考卷，我也不會相信這就是我面對的現實：

中文系學生不知米蘭·昆德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何許人也；外語系學生把IexistwhileI’mthinking翻譯成“我思考，同時我存在”；歷史系學生對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我還找過那位北大歷史系學生問了問究竟，想聽一聽理由。我希望他說出對這一類知識填空題的批評性意見，哪怕是能從他嘴裏聽到這樣的話：“你們知道一個黃仁宇，不錯；你們的讀書趣味很有意思。可你們知道我的優勢在哪嗎？我的優勢是……”或者是：“慚愧，《萬曆十五年》我沒讀過；可是我能告訴你萬曆年間大約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張居正、戚繼光、李贄等，我只是不願意蒙……”

那是個清瘦的戴深度眼鏡的男孩子，轉動着眼睛，邊說邊搔着後腦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說題也並不難，可能……可能是我準備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難道你認為這一類題還要需要專門準備複習嗎？”

可能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說辭有些不妥，又說：“其實……有好些填空內容，平時也聽說過了的……可不知怎麼回事，筆試的時候就記不得了……”

我問他：“你們同學也沒有議論？老師也沒說過？《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從來沒聽說過嗎？”

男孩眼睛避開了我的目光，很坦誠地說：“學業忙，不大看課外書……”

我點點頭表示理解：“但你們總能根據學到的知識回答出萬曆年間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這套題不是偏題、怪題，你大概不會不知道出題的用意，以你北大歷史系專業的功底，隨便寫幾個人名應該不成問題吧？”

男孩子低下頭，點一點，又搖一搖，說：“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專攻日本歷史的……”

這時老董湊上來打斷了他的話：“你是一個本科生，奢談什麼‘專攻’？！你說明朝你不熟，那你說說哪朝你又熟了？戚繼光、張居正這些人不是中學歷史就應該學過的嗎?”我連忙勸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興地走了。

可能是我們做得過分了一點，人家落聘了，還把人家叫住一頓數落。被老董這麼一搶白攪了局，我也沒機會再問出什麼。晚上我和他們聚在一起喝酒，席間有人談起單位招聘“內部掌握”的“幾要幾不要”。有人笑言：這“×個不要”可不能傳出去，當心“廁所里丟炸彈——激起公憤（糞）”。要是被有關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誰了》炮製出一篇《大學生惹誰了》，那咱雜誌社的名聲可要蒙受負面影響。又有人說，咱們雜誌可是標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條條框框，也忒不太講“人文精神”了。

不知怎麼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這個詞我就鬱悶。“人文精神”如今已經是一個用得濫俗得不能再濫俗的詞了。上世紀80年代呼喚“人文精神”主要是針對象牙塔外的蠻荒現象而言，侵蝕心靈的醜惡之源主要存在於社會上——那個年代報道的個體戶天價酒席打擂台比富的醜聞，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象徵。可是，今天我們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還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徵嗎？我對此存有很深的疑問。

北大一“怪傑”曾寫過一個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襪子扔在床底下；其實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襪子臭，而是他的腳臭。雖說這位“怪傑”的莫名走紅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來評價，但這個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學府為什麼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裏？我覺得咱們都好好想一想，我們的思路是否可以換一換，不要一味抱怨大學生，不要總是譴責他們如何如何百無一用，而應該多想想次品是怎樣產生的。我們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經沒有了讀書人的氣味——這是時代的進步，還是悲哀？

什麼叫“人文精神”？我覺得讓一個讀書人更像個讀書人才是構建當代“人文精神”的當務之急。

“讀書人要像讀書人”怎麼理解？幾千年前亞里士多德說了這麼一句話：人最值得選擇的生活，就是免於為生計勞碌的閑暇中自由地進行純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亞里士多德實際上講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質問題。他老人家用了“沉思”這個詞，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麼我就不能不說說今天這個浮躁的時代、浮躁的教育了。我們很難看到有好學而多思的學生，能夠看到的只是一種催長素時代下張皇失措窮於應付的可憐孩子。

小的時候，外婆會指着畫片教我說：這是兔子，這是小花貓。外婆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指導我，目的就是不讓我把兔子認成貓，把小花貓認成兔子。老人家只想告訴我：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了解這一點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王小波雜文提到肖伯納寫的一件事：一個學子多年以後回到家，他父親問他這些年在外面都學了什麼技能？從文學、藝術、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問過來，兒子都搖頭，說：“我不曾學這些，但是我學到了更重要的本領，就是明辨是非。”話音剛落，他老爸抄起燒火棍子就把他給攆了出來，罵道：“小混蛋！你對文學藝術天文地理數學圖畫無一知曉，就敢說明辨了是非？”

從某些手持名牌大學文憑的莘莘學子臉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氣。一位高校教師反覆對她的學生講：知識不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這話說得懇切，但是我聽出了其中的沉痛意味。

如今口口聲聲講“通識教育”，可良好的心理狀態或理性智性訓練，在今天被詮釋為“奶酪”、“加西亞”一類的“三分鐘離地飛升術”，這就是今天某些人對通識教育的理解！

大學病相，從來都存在；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病例百出，令人開眼。我無心拿北大說事，但我一直想寫一篇《北大病了，天知否》的時文，以此為實例辨析一下作為中國教育範本的名校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分析一些名校的怪現狀，是一個針對“次品是怎樣產生”的探源之路。

對於那位據稱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傑”非凡才情掩蓋下的抄襲，我不想再重複——他沒有正眼看這個問題，看來他也不知道疼是怎麼回事。文章抄襲這種事情，本是不難判斷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沒抄就是沒抄。可為什麼還要振振有辭理直氣壯呢？據說該才子抄襲評論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沒有缺點的蒼蠅只是一隻蒼蠅，有缺點的戰士還是戰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氣：“這人可能是一隻有缺點的蒼蠅吧！”

我聽到這事，並沒有太失望的反應——從上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人這點傲氣還是有的；對這種“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輩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來無所謂“希望”，又哪來的失望？但是，另一種巨大的失望卻朝我襲來，從幾個德高望重的教授學者——就是他的那些師友們對抄襲事件的反應來看，北大不僅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裏面有一兩個一直被我崇仰為北大高標的教授，在這個時候為“才子”來“站場子”。學術公正、良知又到哪裏去了？

如果說：這樣的一類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兒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