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很精彩(4)

當我問到他給這些農民工多少工資的時候，他回答道，天台山那一邊，能夠達到年５０００美元；杭州這裏，能達到１萬美元。這是因為杭州公司里招的大都是畢業於醫科大學和財經學院的本科生、研究生。而天台那裏則是從農村招來的普通工人。他說：“我發的工資在杭州市來說是上等的了，比起深圳那些效益好的企業，一點不差。”

令我驚奇的是不僅僅是他自己致富后帶動了天台經濟的發展，帶起了一批農民共同致富，而是他正在從事的研究和開發工作。

在天台山，陳立鑽已經投資了３０００萬元，和美國哈佛大學合作搞生物基因藥物的開發，取名“浙江賽爾生物醫藥品研究有限公司”。這個公司成立有一年之久了，從事的是生物技術、生物基因葯、幹細胞工程等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技術研究。比如，如果癌細胞已轉移到了骨頭上，就可以用生物技術和藥物將它阻斷。這個研究進行得很快，他說下半年就可以進入臨床研究。在杭州，他也悄悄搞了個實驗室，是從事分子生物學研究的，在不久的將來（這個詞是陳立鑽說的，大約是時間保密的意思），有三個一類的國家新葯能夠生產出來。

陳立鑽不屬於純粹的企業家或者商人，他是兼中草藥種植家、中藥研究家合一的人物，但是有一個特點是共同的，他開“鑽”得很早，也很早找到了“金礦”。這不僅是指他發家之時的前期準備，還指他是開發生物學藥品的先行者。

像陳立鑽這樣的企業，在浙江省只能算是中等。大的有“農夫山泉”、“娃哈哈”、“利群”、“雅戈爾”、“大紅鷹”、“紅蜻蜓”、“雕牌”、“正泰”、“奧康”等等，浙江產品的廣告幾乎包攬了電視台的一半，整日裏在我們的耳際與眼光中“爆炸”。我認識的一位新朋友孫星炎先生，就是“農夫山泉”的大股東。這位５０多歲的中年人個子不高，卻透出江浙、上海一帶人的睿智與精明。在上山下鄉那個年代，曾到黑龍江插隊７年。在別人還渾渾噩噩混日子的時候，他早就在悄悄地學習英語和機電知識。於是他最早考進大學、較早赴日本留學。在他請我吃飯的時候，他告訴我，浦東開發區辦公大樓裏面的自動化控制設備，就是他公司安裝、調試的。這時候，正巧有一個美國朋友給他來電話，對着手機，他純正熟練的英語讓我嫉妒了起來。從他的身上，我不僅領略到了浙江企業家的一流頭腦和一流的做生意本領，而且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強者早半拍，強者快半拍。

%%%早飛的醜小鴨成天鵝

一個農民工，他跑出來打工，就會一下子成為老闆，一下子成為億萬富翁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相信許多人會抱着懷疑的態度。因此，在採訪的時候，我特別注意那些已經成為企業家的人，在他們的身上到底有着什麼樣的發財“基因”。

這一注意使我體會到，凡是這些發財致富的人，並不是地地道道的從山村出來的兩眼一抹黑的“泥腿子”。而是早就混跡於經濟市場上的弄潮兒，他們或是長年當過“盲流”，或是早年就當過工廠的採購員和銷售員，抑或是在外面當過兵，見識了外面世界很精彩的軍官、士兵。這種長期的“熱身賽”既對他們的意志是一種極好的磨練，也使他們完成了如何走向市場的經驗積累。所以，一旦國家的政策趨向於開放，一旦農村可以進行勞務轉移的時候，他們就顯得從容不迫，成竹在胸。

安徽巢湖市無為縣，被人們習慣性地稱為“安徽小保姆”縣，那個表現安徽保姆在北京打工的電影《黃山來的姑娘》，就是以無為縣的保姆為原型的。

無為保姆起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新四軍七師的根據地在無為的紅廟，解放后，這個師有一批老幹部在北京安頓了下來。他們想起了當年鬧革命時群眾對他們的支援、掩護，這種魚水之情使他們念念不忘要報答老區的鄉親們，起先他們是讓自己熟識老鄉家的孩子到北京來,既當保姆，又當“女兒”，既幫他們幹家務活，又讓她們上學讀書。當一個老戰友來看望另一個老戰友的時候，發現這個家既乾淨又整潔，又看到那個“小保姆”燒水端茶十分利落，不禁稱讚幾句。老戰友便熱心地說：“我也替你找一個吧。”如此一來，無為縣小保姆就開始“佔領”北京市場了。雖然是那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還沒有“市場”這一說。

縣宣傳部賽勤玲部長不無驕傲地告訴筆者：“那時候，中南海里，中央軍委、國務院有許多保姆都是我們無為人。只要縣裏去一位副縣長這樣的七品八品官，就有高級小車來接，還住高檔賓館。我們無為人聰明、機靈，還講誠信。說到誠信，這在舊社會也是如此，大約是遺傳吧，要是家裏來了一個陌生人，無為人也是傾其所有滿招待。”她頓一頓又說道：“不過，現在無為縣的保姆很少很少了——”

“為什麼？”我問。

“我不是說到無為人很精明嗎？她們起先當保姆，後來賺到了票子，闖出了路子，又換了腦子之後，就不甘心當保姆了。她們就在北京開起了店，做起了買賣，成了老闆。在中國１００強里，就有我們無為兩個企業家。”

我想去採訪一個較為典型的無為保姆，誰知宣傳部的新聞幹事張勇立即拿出他的兩篇報道來，對我說：“你先看看吧，‘小保姆’鄧立翠就是一個，她曾出席過全國第九次婦女代表大會。如今是安徽省最大的孵鵝企業的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