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小平同志反映上海的問題，險遭不測(2)

這次談話不久，形勢又起了變化。“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狂潮掀了起來，到處一片批鄧的叫囂，我和小平同志的這次會面，立刻成了我的一條罪狀。中組部部長郭玉峰找我談話。

郭玉峰問：“你和鄧小平談了些什麼？”這時我心裏沒有底。談的要害問題顯然是不能說的，但我又不清楚他們究竟掌握了哪些情況，萬一他們已經知道了怎麼辦？於是我想了想說：“你們可以問王瑞林呀？他都知道。”

“王瑞林把你引進去他就出來了。我們早就問過他了。”

這下我心裏有數了。原來他們從王瑞林那裏並沒有撈到什麼材料。我心裏暗暗地稱讚王瑞林同志真是好樣的。於是我就說：“我們沒有談什麼，就是相互問情況，問了問婆婆娃娃，血壓高呀，糖尿病呀，住哪個醫院呀，等等。”

我知道，形勢很快又要惡化了，剛剛有了一線希望的中國革命建設又罩上了厚厚的陰雲。雖然離開了令我窒息的上海，住在北京中央組織部的招待所，但這裏幾乎成了一批老幹部集中監護的地方，剛剛好一點的心情，又變得充滿憂愁。

所幸的是，經過十年動亂之苦的廣大幹部、群眾的認識已同“文革”初期有很大的不同。鄧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頓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既違背常理，又違背人心，從一開始就受到廣泛的抵制。人們從閱讀當時印發的供批判的所謂“三株大毒草”材料中，反而對堅持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的鄧小平獲得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儘管“四人幫”竭力叫囂，威逼幹部、群眾“批鄧”，但廣大幹部、群眾卻反應冷漠、消極抵制，甚至公開反對，使這個運動搞成了形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