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小平同志反映上海的問題，險遭不測(1)

在飛機上，我遇到了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我和炳南同志過去就熟悉，老友相見，分外親切。炳南同志此次是出差到上海，他於前一天就給我來電話，想要來看我。我擔心這位正直的老朋友受株連，給他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就在電話里對他說：你不必來，我馬上要去北京了，我們到北京見面時再談。沒想到第二天能同機赴京。王炳南一見我，便不顧一切地趕上前來同我握手、擁抱。

《陳丕顯回憶錄》修改手跡

為了與炳南同志敘談，我先甩掉了身邊的“尾巴”。這條“尾巴”是馬天水安插在我身邊的。馬天水為我餞行時，提出派一個警衛員跟我去，我心裏明白，便說：“不必了，有兒子東棋送我去就行了。”馬天水卻堅持說一定要派一個人跟去，我也就不好再推辭了。其實，我知道，他們明裡說是給我派警衛員，實際上是馬天水他們派來監視我行蹤的“釘子”。

王炳南與我那位“警衛員”換了位置，使警衛員離我們老遠。我倆便在一起說起悄悄話來。王炳南知我被關了八年，對這些年風雲變幻不甚了解，就一五一十地詳詳細細地給我介紹他所了解的情況。其中講得最多的是“四人幫”如何作惡多端，搞得天怒人怨的事。這些事，雖然大多是我聞所未聞，但憑我和**、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一伙人多年打交道中對他們的了解，這些人的罪惡行徑及倒行逆施，倒也都在我意料和想像之中，並不驚奇。與世隔絕如此之久后，突然遇到一位老朋友能推心置腹地談這麼多平日裏無處可說的話，一時間暢快無比！同時我隱隱感覺到，這幫混蛋壞事做盡，恐怕離垮台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飛機降落在西郊機場，中組部有人來接我，我便問那個“警衛員”：“你到北京來過沒有？”他說沒有來過。我說：“那你就不必陪我啦，你可以到城裏去住，在城裏好好玩玩。”後來我知道，他當天晚上就把我的情況報告了張春橋安插在公安部的那個親信，由他向張春橋彙報。

我就在中組部招待所住了下來。第二天，葉飛、譚啟龍、江渭清、彭沖、廖志高等同志就到我住的地方來看了我。他們是到中央來參加十二省市委第一書記會議的。老戰友相見，恍若隔世，大家都慶幸能在大劫中倖存下來，敘了一番離情別緒。談到這些年在“四人幫”肆虐下大家受到的迫害，談到許多被迫害憂憤而死的老戰友，憤慨之餘不勝噓唏。

10月14日，也就是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上午9時，我給小平同志的秘書打了個電話，說我已於12日到達北京，向中組部報了到，請轉告小平同志我向中央報到。半小時后，便接到小平同志秘書王瑞林的電話，說小平同志十點鐘見我。

十點鐘，我坐葉飛同志的車到了小平同志的住處，由王瑞林引我到會客室，隨後小平同志就出來了。他一見我就十分親切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鬆開，動情地說：“丕顯同志，你吃苦了!”“文革”中，小平同志被“四人幫”打成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受的衝擊、受的打擊、承受的壓力、遭遇的迫害，肯定比我們多，可他一見我，反而先慰問我。我又一次感受到黨中央對我的關懷，又一次感受到組織的溫暖。想到這**年遠離組織的苦楚，我的眼睛頓時潮濕起來，似有千言萬語要向他傾訴，可是一時間又不知從何說起。我本來應問問小平同志身體狀況，應該向小平同志請安的，沒想到我還沒開口，小平同志接着關切地問道：“身體怎麼樣？還好吧？”

“身體不太好，比較虛弱，白血球持續在一萬幾千，又找不出原因。糖尿病靠藥物控制，血糖偏高，鼻咽腫瘤部位情況尚好。”我回答說。

小平同志看出我聽覺不太好，就問我：“你聽力怎麼樣？”我說我的聽力比以前差了。

小平問：“婆婆娃娃怎麼樣？”

我說：“謝志成身體不太好，這次沒有來。三個孩子老大在江西，老二在貴州，老三在南京。”

小平說：“你先休息幾天，然後去醫院檢查身體、治病，去北京醫院、三?一醫院都可以。到北京開會的第一書記有人去看你嗎？”

我說：“譚啟龍、江渭清、彭沖、廖志高他們都來過。”

敘了會兒家常后，我談起了上海的情況，我說：“上海的形勢並不太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上海還有萬餘名幹部被他們下放到工廠去‘戰高溫’，沒有工作，沒有落實政策；二是上海關於工業情況的彙報中，報告的許多成績是假的，摻了水分的，不要相信；三是上海的派性很厲害，將嚴重影響上海今後各項工作和生產發展。”

小平聽了我的彙報，開玩笑說：“你情況知道得很清楚嘛，你不是沒有自由嗎？”

我說：“是的，我是沒有自由，我家武康路對面的樓上就有人成天在監視我。誰進出我的家，他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當時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受敵人監視一樣。但仍有不少人不怕他們那一套，上門來看我。我怕他們倒霉，受我影響，總勸他們不要來。王洪文他們讓我搞調查研究，我就到工廠、農村去，工人、農民向我反映了不少情況。”小平同志要我住到京西賓館去，這樣可以知道現在第一書記是怎麼工作的，還問我去看了耀邦沒有。我說還沒有，他要我去看看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