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毛主席的一封信(2)

張春橋又交代黃濤：“還有一個問題，回去同馬、徐、王談一下，市委要把陳丕顯的那些老對手，像鐵路局的謝鵬飛、港務局的梁飛，還有小潘――潘司令，這些人都是老造反，是陳丕顯的老對手，對這些人的工作要有個安排。不然，陳丕顯出來后又神氣起來了。”

王洪文10月9日、10日也連續打電話給徐景賢、王秀珍，要求趕快把“一月風暴”時期的造反派頭頭名單排出來，給予安排。他惡狠狠地說：“陳丕顯可以解放，可以落實政策，為什麼新幹部不可以落實政策？！”

果然，馬天水、徐景賢等人立即搞了一份181名“老造反頭頭”名單，由市委辦公廳第二天即派人乘飛機直接送給王洪文。這些傢伙的政治“敏感性”還是很強的，他們可能從**對我的批示中嗅出了某些對他們不利的味道，於是在各部門、各單位安插他們的造反派骨幹，以便進一步頑抗。

10月15日，黃濤一回到上海立即向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傳達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陳丕顯的解放不要專門開會，只是通知性地講一講就可以了。”於是，在**9月17日批示后的一個多月，即10月24日下午，在上海市委第四屆委員會八次全會上，馬天水傳達**的批示時說：對**的批示怎麼理解？應理解為原來是敵我矛盾才“似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王秀珍也說：“文化大革命”初期起來造反較早的同志一定要爭氣，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爭氣。不要讓陳丕顯看到自己解放了，而要打倒陳丕顯的人倒垮台了！

從這裏也可看出，當時在他們心目中，派性第一位，黨性早就不存在了，對**的指示也敢於公開抵制和歪曲。

為了實現這一卑劣的目的，馬天水打電話請教張春橋如何對我的問題做結論。張春橋回電話說：“陳丕顯有一個‘偵控’問題，要在結論上作為一個懸案。作為懸案，又不是定案，就是這個‘偵控’是假案也沒關係！現在又沒有時間繼續查。作為一個懸案，這樣比較機動。”張春橋這一套真比宋朝秦檜的“莫須有”還無恥、陰險！

專案組秉承張春橋等人的旨意，給**、黨中央起草了一份報告，提出對我的審查情況和處理意見。這個報告在重要關鍵問題上都留下了可以“帶尾巴”的活扣兒，或是做既肯定又否定的結論，或是使用模稜兩可的話語，如“無法查清”、“無法繼續查證”等等。

1974年11月1日。這是江南初冬很普通的一日，天氣顯得陰冷，既有深秋的涼意，又有初冬的寒意，在迷霧朦朧的天空，太陽顯得格外蒼涼。一切如往常一樣，我又準備開始新的一天的生活。

這天上午，市專案辦負責人翁××帶着鄭××、丁××等人來到關押我的地方――榮毅仁同志的花園洋房找我談話。他們仍舊像往常那樣擺出一副驕橫、不可一世的態度，很不情願地對我說：“組織上對你已經審查了七八年了。為了搞清你的問題，為了對你進行挽救，我們組織了許多人力，也花了許多心血。現在你的問題已基本查清，但還有一些問題無法查證。根據黨的政策，對你的審查先告一段落，你可以回家了。正式結論組織上過一段會當面向你宣佈，你在家裏等着吧。”

聽到這個消息，我起先真有點不大相信，難道這會是真的？我問他們：“這是你們的意見，還是上面的意見？”他們說：“這是組織上的意見。”

啊！我終於可以走出這座像監獄一樣的房子了，終於可以回家了！

在與世隔絕了近八年後，我終於獲釋了。我之所以不用獲得“自由”這一類詞而用“獲釋”，是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我被釋放了，但無論是在人身行動方面，還是精神思想方面，我都遠遠沒有獲得自由。

我這時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是高興，被關了八年，嘗盡了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天天都盼望能重見天日，今天能走出牢籠，能不高興嗎？可另一方面，心情仍很沉重。監禁、審查了八年，這是多麼難熬的八年啊，可是八年之後得到的仍然是一個“帶尾巴”的結論。今後等待自己的將會是什麼呢？我心中一片茫然。

離開家、離開妻兒老小已經八年了，我還不知道這八年來家裏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雖然最近兩年來，我的孩子經過三番五次的爭取，爭到了允許子女探監的權利，孩子們每次來探監都說家裏很好，要我放心；但我從他們凄楚的表情中已看出這些都是寬慰我的話，他們在看押人員的監視之下有難言之隱，不敢告訴我家中的真實情況。家裏到底怎麼樣了呢？

我終於走出了監禁了我八年的“囚室”，走出了關禁了我八年的大院。在踏出院門的一剎那，我不禁又回頭望了一眼那關押我的房子，腦海里不由得想起了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中所描寫的那僅能走七步的囚室的情景！

我帶着複雜的心情回到了家中。自1967年1月1日之後，造反派就勒令我搬家，和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合住一幢小樓，我家只有一間房。我終於走上了大街，又看見了那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法國梧桐，熟悉的房屋，熟悉的商店，熟悉的熙熙攘攘的人群，熟悉的城市所特有的喧鬧。看着這一切異常熟悉的場景，既像是昨天，又彷彿是隔世，我不由得眼睛濕潤了。畢竟，我已經與世隔絕地生活了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