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戰爭深處／劉愛民

1996年夏天，我在南京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接觸到了一個來華訪問的日本民間調查組織，這個組織中有社會學者、有律師、有演員、有大學生，他們自願結合在一起，多年來一直在中國調查一件事情：日軍侵華期間進行細菌戰的經過。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我第一次了解到日本在對華戰爭期間，在中國戰場上研製和廣泛使用過細菌武器，造成了無數平民和軍人染病死亡，這個事實令我震憾。也是從那一天起，我開始了採訪關於細菌戰調查的節目。正是通過對細菌戰的調查，我深感到不道義的戰爭手段會衍生出多少可怕的結果，會誘發出人類身上多麼可怕的獸性。在1996年以前，我自己曾有過18年的軍隊生活經歷，從一名士兵擢升為中校。儘管如此，我對戰爭一直沒有具體的認識。1979年中越邊境炮聲響起來的時候，儘管我離邊境只有幾百公里，但是從未接近過戰區。我不了解死亡，不了解戰爭中人的心理。直到1996年夏天，我採訪到50多年前發生在中國的細菌戰之後，我才從一個平民的角度，感受到了戰爭是如何讓生命變得渺小、讓道義迷失至盡。實際上，對日軍進行細菌戰的調查首先是從日本開始的。最早人們只知道日軍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地區拿中國人做活人試驗，並且還進行了鼠疫、傷寒等細菌的培養，準備用於戰爭。但是到底有沒有用於戰爭？如何用於戰爭？造成了多大中**民的傷害？一直沒有認真調查清楚過。二戰後中國忙於內戰，之後又是兩岸分治，又是內亂，這段歷史黑幕從來沒有被揭開過。到了八十年代，日本個別參與戰爭的老兵開始說出一些歷史真相，這段細菌戰的歷史才開始露出冰山一角。但正因為有了冰山一角露出，日本民間的一些社會活動家開始了對這一非人道的戰爭罪行進行全面調查。現在根據中日民間人士的調查，日軍當年在華東、華北、西北、東北戰區，用空投、地面投灑等方法，廣泛使用了細菌武器，起碼造成了幾十萬中國平民和軍人致病而死。而這些數據和事實，都是中日民間人士用自己的雙腳，在最近的十幾年間，在中國一個省一個省，一個縣一個縣，一個村一個村，扎紮實實調查出來的，而日本政府至今都沒有公佈這方面的戰爭檔案。事實求是地說，中國民間受害者對此的調查活動遠遠落後於日本。或者說是由於有了日本的民間調查，才有了中國受害者的跟上。即便如此，中國受害們對這一戰爭罪行的控訴和追究，也常常受到諸多的限制，常常被自己國內的政治環境所不容。為此，我製作的節目，也有了幾多波折。《細菌戰的調查》這期節目1996年夏天採訪拍攝完畢，原本定於1996年的“9·18”紀念日播出，后卻被推至1997年1月10日才得以播出，同時刪去了關於中國民間索賠方面的內容。《難民營里的罪惡》這期節目的命運好一些，在刪去了一些可能“影響中日友好”的內容后，於1997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播出。至今，我對採訪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還記憶猶新。在我初次接觸日本的一些民間調查細菌戰的人士時，認識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大學生，她的舅公名叫石田甚太朗，曾是日軍駐華細菌部隊之一的1644部隊的一員。這支部隊的總部當時設在中國的首都南京，原址就在如今的南京軍區總醫院的位置上。在南京時，石田所在的細菌部隊天天用中國人做鼠疫實驗，直至這些中國人死去為止，為的是繁殖、製造大量的鼠疫細菌，然後製成細菌武器用於戰爭。由於目睹了數百名中國人在實驗中活活致死的恐怖情景，石田戰後回日本一直鬱悒寡歡，負罪的心理使他苦悶。但在日本社會右翼勢力的重壓之下，他像所有的細菌部隊成員一樣，對這段歷史只有緘口不言，一直到死。石田到了晚年，因為曾經目睹了日本細菌部隊的恐怖“研究”，最後他甚至對現代醫學都產生了深深的恐懼，到了生病都不敢去醫院的程度！在臨終的前三天，老人把外甥女水谷尚子喚到了身邊，拿出了他50多年前在中國使用過的手術刀、保險柜的鑰匙、部隊的徽章等等，親口說出了1644細菌部隊在中國進行細菌作戰的一些重要事實。他要求自己的外甥女到中國去，向中國受害者公開認罪、贖罪，他要使自己的靈魂能夠安息。從此，年復一年，在中國華東、華南的許多城市和鄉村，都留下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日本女子的足印，她按照舅公臨終前的講述，在南京、杭州、寧波、金華、衢州、義烏等地一遍遍地調查、贖罪！石田生前終於沒有勇氣揭露戰爭中這一最隱秘、最骯髒的一幕，只有等待更年輕的一代人對此進行道義譴責。人類打了幾千年的戰爭，戰爭的勝負的確是最重要的，但是通過什麼手段去獲勝同樣是最重要的。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人們可是容忍戰場上數十萬、數百萬生靈塗炭，但屠殺戰俘是永遠不能饒恕的。希特拉德國吞食波蘭、突襲蘇聯、佔領法國，人們對此的評價多見於軍事、國際政治方面。可是當希特拉開始用焚屍爐屠殺猶太人時，任何一個人的感情都開始憤怒和緊張，因為它剌穿了人類的道德底線。道義，畢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神經系統。為什麼要在50年後重新調查這段歷史，因為人類要找回失去的道義。在採訪中，我們還接觸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有無數在細菌戰中受害的中國人或者他們的親屬，正在開始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間索賠。真的出乎我的想像，目前中國居然有一支幾十萬人的隊伍，從事着日軍侵華戰爭的民間索賠工作，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細菌戰的直接受害者。同時在日本，也有成百名律師在為中國受害者們提供法律支持。在杭州，我採訪了在浙江教育學院工作的高雄飛教授。在他四歲時，日軍空投的一枚炸彈，同時炸掉了他和母親一人一隻手臂。作為一名戰爭受害者，從18年前開始，他就一直為民間向日本政府索賠四處奔走。在華東地區，他竟然徵集到了數萬名中國受害者的簽名和受害資料。他有段話給我印象非常深：文明社會就應該用文明的方式去反對侵略戰爭，最好的手段就是索賠。首先，索賠具有民間性，它把最殘酷的戰爭細節展示出來，深深影響加害國和受害國人民的情感；其次索賠具有法律性，它可以讓加害國通過法律來判定侵略罪行，這比政府的反省和道歉要可靠得多。無論是水谷尚子，還是高雄飛，從他們身上，我感到道義不再是一個軟弱的東西，思考戰爭的道義、思考戰爭手段的道義，一定會對人類的未來有幫助的。而索賠、審判，不僅僅是經濟和正義的問題，而是給所有人包括已經死於戰火之中的芸芸眾生以尊嚴，還有愛。面對背離人性的惡行，即使過去一萬年，也不能寬容，也不能忘記！所以在今天，進行日軍對華細菌戰的調查和索賠，不僅僅是揭露罪行，也是人類反省自己的一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