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了就要收穫／水均益

年齡越大，越喜歡回憶過去。對這樣一個歷史和宿命般的定律以前我根本就不屑。然而，漸漸地，我發現這似乎真成了無奈的現實。來不來就會喋喋不休地大談從前如何如何苦幹加巧幹、如何“24小時等你”、如何後半夜翻人家的牆，還有，那個時候又是多麼地瀟洒，吃方便麵、打“面的”、睡辦公桌。當然，還有那每到年根必定要大聚特聚一次的我們的年會。至於年會精確的起始年月，它的發起人是誰，我沒有權威的資料，只知道在1993年《東方時空》誕生后的那個兵荒馬亂、熱火朝天的歲月里，大家都做得很苦，很累，也很瘋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有了一種邏輯：付出了就要收穫。收穫節目，收穫表揚，收穫銀子，收穫快樂。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快樂被那時的人們定位為一種極簡單的方式——釋放。於是，就像農民伯伯們一樣，大家做出富餘的節目，招呼齊兄弟姐妹，備足盤纏，憋足了一股大鬧一場、不醉不休的勁頭兒，找個城邊兒的三星級酒店，安營紮寨，拉開了早期年會的序幕。我參加的第一次這樣意義的年會，大約是1994年《焦點時刻》組在西三環邊上的紫玉飯店搞的年會。那個時候評論部還沒有成立，所謂的年會只是各個欄目組自己張羅的聚會。年會前，通知說要聚會，而且有特別的項目，但僅此而已，其餘保密。全組充滿着神秘的氣氛，每天就看見幾個人在某個角落嘀嘀咕咕（就像現在年會前的景象）。那次年會的壓軸是晚飯後的聯歡，主題是抽獎。在那之前，抽獎在社會上已經開始流行，並不少見。關鍵是那次抽獎的方式和獎品充滿了戲劇色彩，搞笑成分也是登峰造極（比如，有的獎品是避孕套）。我那次就被狠狠地“黑了”一次。輪到我時，我抽到了一個真皮的錢包和一個信封。打開信封，裏邊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幾行字。按規定（那次的規定必須嚴格執行），我必須高聲朗讀紙條上的內容。紙條上寫着：“你得到了一個真皮錢包。現在，你必須從你自己的口袋裏拿出100元人民幣，放進錢包里，然後走到你左邊的第一個女性面前，雙手遞上這個錢包。同時你必須對她大聲說‘對不起，對不起，錢少了點兒。’”這就是我印象里的第一次年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