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追隨梁思成的腳步 揭示北京古城的宿命

50年前，梁思成在“長官意志”面前，碰得鼻青臉腫，結果，北京的古城牆死了，牌樓消失了；50年後，梁思成的追隨者在“開發商”面前，同樣灰頭土臉，結果，北京相當數量的四合院和文化遺址，面臨、遭遇着在劫難逃的厄運。即使梁先生健在，又能如何？一個年輕記者寫出一本皇皇巨著《城記》，向我們揭示了———北京古城的宿命。

幾天前，35歲的王軍又去了趟北京市八道灣11號，看着這座老四合院依然“健在”，他心裏有說不出的溫暖。

在這座院落里，魯迅先生寫成了《阿Q正傳》；也是在這裏，他們兄弟失和。大學問家俞平伯常來這裏和周作人品茗說文。“轉角龍頭井，朱門半里長……”10年前，王軍就是念着俞先生這首詩，找到這裏來的。

當時獲知開發商要拆這座名人故居，王軍追到北京市文物部門，又追到規劃部門，終於用手中的一支筆，保住了《阿Q正傳》的誕生地。

在新華社北京分社當了10多年記者，王軍報道了不少次北京古建築的“保衛戰”。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築，比如蔡元培故居，就是因為他的報道而得以倖存。

但王軍坦承：“沒保住的要比這多得多。”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建立保國會的粵東新館就沒能保住。1998年，在拆遷辦指揮下，13名來自四川的莊稼漢掄起鐵鋤，拆毀了這座文物建築。

“我在北京拆了8年，這種房子拆得多了。我們管不了那麼多，拆遷辦給我們錢，我們就拆。給我們錢拆故宮，我們也拆。”具體負責這次拆遷的包工頭理直氣壯地對王軍說。

這位包工頭還抱怨：“其實那些‘破爛’不值錢，古磚沒人要，木頭也難找到買家，一塊瓦只能賣四五分錢。”

1991年，王軍當上一名跑城建的記者。之後，北京房地產市場的大門轟然向海外敞開。香港及東南亞一帶名商巨賈紛紛到京城購地置業，一派火爆景象。推土機在老城內開動了，成片成片的衚衕和四合院被寫上大大的“拆”字。

《北京晚報》驚呼：北京的衚衕正以每年600條的速度消失。在王軍看來，北京正在重演北京古城牆消亡的歷史悲劇。

王軍是個愛較真兒的人。最早讓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經意的話：“北京的二環路是拆城牆拆出來的。”王軍乍一聽嚇了一跳。他一定要搞清楚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他去找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談了3個下午。他去找各種各樣與那段歷史有關的人。甚至打出租車，見到年齡稍長的“的哥”，他也會問，你小時候見過城牆嗎？

有段時間，他基本泡在圖書館和檔案室里，做編年史料和讀書筆記。“那是冬天，滿屋子都是陽光，就我一個人，一張一張舊報嘩嘩地翻過去，過篩子似地過。”

像是發現了人生導師，梁思成從此成了他的精神指引。

王軍注意到，早在1948年，梁思成組織清華大學師生編製《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其中第一項文物即“北平城全部”，並註明北平為“世界現存最完整最偉大之中古都市；全部為一整個設計，對稱均齊，氣魄之大舉世無匹”。

為保護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幾回。**外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因為妨礙“幾十萬人民群眾的隊伍在這裏接受**的檢閱”，於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開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樓，梁思成與主拆派據理力爭，在會場上痛哭失聲。**聞此斥責到：“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梁思成的確書生氣，直到1957年，他還在抗辯：“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針對北京市區規劃提出，將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這就是著名的“梁陳方案”。但這一方案很快被否決。批判者說，梁思成是為古而古，妄圖將北京老城當做一個博物館保存起來。對此，梁思成曾對當時北京市的一位負責人直言：“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50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

跑了幾年城建，王軍越來越理解梁思成：“梁先生不是為古而古，而是與城市的現代化聯繫起來的。”

王軍研究發現，就在北京開始在老城的“身體”上建築新城，在原本人口密集的城市內再次塞進人口時，英國倫敦卻在實施“大倫敦計劃”，將人口從城區有機疏散出去。“‘梁陳方案’的提出，正是不願讓北京重走這些大都市由於人口密集而導致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的老路。”王軍說。

梁思成當年躺在病床上預言：這個城市還沒有長大，現在只會得一些傷風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經看出，他將來會心肌梗塞，得高血壓。

雖然他本人沒有看到自己的預言變成現實，但是王軍看到了這個城市心肌梗塞和高血壓的病症。今天，北京城已經不堪重負，人口密度過高，交通擁擠，環境污染，資源稀缺，許多文物建築被毀壞。

但令王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梁思成當年沒能阻止的悲劇，今天仍在上演。

近10年，北京開始成片拆除老四合院。有數據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計劃改造300多萬平方米危房，但同時有600多萬平方米並非危房的房屋將“陪綁”。

在“陪綁”的這些房屋中，有一座院落，至今令王軍心痛。美術館後街22號，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見的“象眼”磚雕與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它曾經標在乾隆時期的北京地圖上。這裏曾住過一位皇帝的御醫，被拆前住着80多歲的趙景心老人。他的父親趙紫宸是中國基督教領袖和抗日英雄，他的姐姐趙蘿蕤在這裏用十幾年的心血，翻譯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詩篇。

王軍試圖用自己的筆保下這處珍貴的遺產。他前後寫了4篇報道，組織過專家簽名，幫老人請律師打官司，在推土機推動院牆時陪伴老人。在包括侯仁之、吳良鏞在內的各方人士奔走了兩年零8個月後，最終還是擋不住開發商。

老舍的兒子、學者舒乙痛心地說：“北京現在是在拆第二座城牆，衚衕、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牆！”

當年曾協助梁思成創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吳良鏞也目睹了歷史的重演：“為了最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築、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做‘地皮’來處理，無異於將傳世字畫當做‘紙漿’，將商周銅器當做‘廢銅’來使用”。

“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嗎？”有段時間，王軍一直在琢磨這個問題。有人給他潑冷水：保護古都風貌，從房地產專業看，根本不可行！你不懂房地產，搞得清這個問題嗎？

王軍不服氣。從1994年到1999年，他開始着手北京房地產市場的調查，每年都要寫出幾份調查報告。他要查清楚，這個城市的房地產是怎麼運作的，哪一種開發是合理的，一定要把老城毀掉才行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王軍得出斬釘截鐵的結論，“我的調查表明，新舊分開發展並實現共榮在今天仍是這個城市的現實選擇，否則，在我們把老北京毀掉的時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毀掉了！”

但他的這些調查報告有時也給他帶來麻煩。他曾被指責為“破壞北京申奧”。一度，他被一些新聞發佈會拒之門外。

這些年裏，王軍一直“在故紙堆里和梁思成交談”。為了這個城市的今天和明天，他覺得必須讓今天的人們理解梁思成的意義。他正着手寫一部《梁思成傳》。

每年“五一”、“十一”長假，他驅車沿着梁思成、林徽因當年考察中國古代建築的路線圖，一一尋訪。

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為尋訪梁思成夫婦當年考察過的一處古建築，王軍驅車幾個小時才上了山頂，而梁思成當年則花了12個小時步行上去的。

“在那個高度，我終於理解了梁思成。”王軍深有感觸地說，“他實際上被一種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里了。”

王軍介紹，“文革”中，當梁思成聽到我國氫彈成功爆炸的消息時曾無比振奮，認為如果把他這樣的人徹底批倒國家就能夠進步，“寧可自己被千萬隻腳踩在下面，還要加上自己的一雙”。

梁思成在檢查中寫道：“當初聽說**曾在**城樓上說，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思想上抵觸情緒極重，這表明我當時竟然反對**‘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這一重要指示。”

可接着往下寫，他竟發出一聲長嘆：“我的檢查寫不下去，奈何？”

王軍說：“他是真心想革掉自己學術上的命，可就是革不掉，他拿自己也沒辦法，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開口就放毒’。他除非把自己從物質上消滅掉，才可能把自己的學術消滅掉。”

50年前梁思成經歷的悲哀與無奈，讓50年後的王軍繼續體味。他只能向今天的人們講述一段過去的故事：半個世紀前，在北京這個大舞台上，一群著名的政治家、建築學家和文化人在激辯爭論，到底該怎麼處理祖先留下的北京城。幾個回合下來，“梁陳方案”被否決了，於是北京的城牆和許多文物建築及衚衕、四合院在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後，從地球上消失了，這兩個書生的命運被改變了，北京城現在和未來的命運也被改變了。

王軍把這本書叫做《城祭》，后改作《城記》，因為“我的使命只是記錄”。但有評論說，這是“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檔案”。

一個月前，王軍應邀到法國演講，主持人介紹說：“王軍先生是來自中國的歷史學家。”王軍有些窘迫，馬上糾正說：“我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一名記者。”

會後一周內，王軍到巴黎四處走訪。巴黎郊區那些新建築、街道尺度、色彩，以一種緩慢的節奏與老城區融合在一起。真正現代主義建築扎堆的地方，集中在距老城區凱旋門5公里處，位於從羅浮宮到凱旋門這條重要軸線的盡端，其大門與凱旋門有異曲同工之處。“在巴黎，你會感到，古和今、新與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就像我們跟爸爸媽媽在一起，充滿愛意，而不是你死我活。”王軍感慨道，“這時候，我就真正意識到，梁先生不在了。”（包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