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牆的最後拆除(1)

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發生出人意料的轉折，這兩個曾以兄弟相稱的社會主義大國，一時劍拔弩張。中蘇關係的變化，始於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並由此在國際共產界引發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對此十分警惕，並明確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1959年10月1日，赫魯曉夫登上了**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慶典。可這一次，他卻在“和平共處”問題上，跟**吵翻了。所謂“和平共處”路線，即赫魯曉夫要與美國搞緩和，希望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支持他。**不理這一套，認為赫魯曉夫到中國來，是為美國當說客，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乞求美國的緩和，是“投降主義”。後來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批評，更令**不快。1960年2月，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召開東歐幾國主要領導人參加的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繼續推行“和平共處”路線。中國**派出的會議觀察員康生，遵照**指示，作了主題相反的發言。從此，一場影響深遠的中蘇論戰和各國**之間的論戰拉開序幕。1960年初，在中印邊界糾紛沒有得到緩解，印度尼西亞也出現**排華活動的時候，赫魯曉夫不顧中方規勸，於2月訪問印尼，並途中停留印度4天。4月，**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在《紅旗》、《人民日報》上對蘇共的思想路線及其內外政策，引馬恩列之經典，進行了全面、系統和嚴厲的批判。6月，**代表團與51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一同參加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赫魯曉夫發動對**代表團的圍攻，**方面立即予以回擊。雙方几乎到了對罵的程度。7月，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撕毀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這完全打亂了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安排，又正值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無異於雪上加霜。**憤言道：“還不如法國的資產階級，他們還有一點商業道德觀念。”1961年10月，蘇共召開22大，赫魯曉夫在會議上發動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新批判，會議決定把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列寧公墓中移出，並予以焚毀。率**代表團參加此會的周恩來，提前退場以示抗議，並專門到紅場牆邊的斯大林墓獻了花圈。從1963年3月開始，中蘇兩黨圍繞着所謂“關於國際**運動總路線”展開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大論戰。論戰於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蘇共中央全會解除一切領導職務后結束。但是，事態並未好轉。1964年11月7日晚，在蘇聯政府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47周年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隨中國黨政代表團前來訪問的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把**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周恩來立即向蘇方提出抗議。蘇共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通過這件事聯繫到其他情況，**中央得出勃列日涅夫實行的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的結論。此後，中蘇關係日趨緊張。蘇聯在中蘇邊境增兵至百萬之眾，並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進駐軍隊，對中國形成大兵壓境之勢。反修防修的調子越唱越高，剛剛復蘇的中國經濟建設進入一個特殊時期。按照設想的軍事地理區劃，中國沿海為第一線，中部為第二線，後方為第三線。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羅瑞卿、薄一波向中央報告：一切新的建設項目應擺在三線，佈點分散、靠山、隱蔽；一線的重要工廠和重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要有計劃地全部或部分搬遷到三線；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庫；籌建北京地鐵，並考慮上海、瀋陽地鐵。報告經批准后納入1965年計劃和“三五”計劃，並以驚人的速度執行着。北京古城牆，終於走到了漫長歲月的盡頭。新社會的建設者們要從城牆直挖下去，建造北京地鐵。1965年1月，工程部門為備戰需要，就修建北京地下鐵道問題呈書中央。報告稱：修地下鐵道是軍事的需要，也兼顧解決城市交通問題。同時，由於現有城牆大部分已經拆除或塌毀，地下鐵道準備選擇合適的城牆位置修建。這樣既符合軍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在施工過程中也不妨礙城市正常交通，可方便施工，降低造價。這個報告得到中央批准。**主席批示：“楊勇同志：你是委員會的統帥。希望你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在建設過程中，一定會有不少錯誤、失敗，隨時注意改正。是為至盼！”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鐵工程開工，地下鐵道工程局和鐵道兵負責施工，北京市負責拆遷。由於工期緊，拆除城牆、城樓的主要任務就由鐵道兵承擔。一期工程拆了內城南牆、宣武門、崇文門、徐悲鴻紀念館（館址遷移），全長23．6公里；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經建國門、東直門、安定門、西直門、復興門沿環線拆除城牆、城門以及房屋，全長公里。地鐵開工建設之前，周恩來驅車沿城牆看了一周，指示把正陽門城樓和箭樓保留下來。周恩來顯然看重這組古建築對於**廣場空間佈局的重要性。早在1958年9月安排“國慶工程”時，周恩來就提出**廣場的擴建，不能拆除正陽門城樓和箭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