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孤獨

作者：徐江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某個年頭，好像就是1990年吧，很偶然地知道了當今世界上兩個小說寫得不錯的日本人，他們大大豐富和改觀了我對作為群體的“日本小說家”的印象。這兩個人，一個就是現在業已風靡整個華語讀書界的村上春樹（生於1949年），另一個則是在英國成名並已入英籍的石黑一雄（生於1954年）。村上的話題這兩年是熱點之一，流行的程度漸漸有些超離於文學之外，但真正通讀其小說的人未必多，媒體在搖旗吶喊的同時，也曲解得甚為厲害，我以前曾撰文說過，這裏不再詳敘。唯一可提的倒是於我個人的意義：那些好看的村上小說進一步強化了我個人在讀與寫這兩個方面，對“可讀性”的重視。此外，書寫泛城市化以及泛資本主義前景下的人類社會、想像力之於文學的重要，村上的小說，比之拉美“文學爆炸”時段的那些名著，對我有着更直觀的啟發。這中間也許有着中日是“近鄰”，習俗和精神上稍多一些微妙相通的原因。石黑的情形明顯不同。當年是先因為“布克獎”而得聞其名，然後看到根據他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長日將盡》，直到2003年，才看到他作品《那時我們是孤兒》的中文譯本（譯林版叫《上海孤兒》）。這麼漫長的一個了解過程，描述起來，有些先入為主和誇張的成分。比如，我最開始就知道石黑一雄是一個用英文寫作的亞裔小說家，獲過“布克獎”，應該算是已被英國文壇公認的“准大師”級作者。然後我看過幾頁他的名著《長日將盡》的節譯，喜歡得不得了，那種細膩與優雅令我聯想到亨利·詹姆斯。然後的若干年我就再也很少看到他的消息了，也讀不到他的小說，只知道他還在英國活着。其間，我從有關文學和電影的中文書刊上，知道了我的同胞至少還賦予過《長日將盡》（TheRemainsoftheDAY）三個詩意盎然的名字——《盛世遺蹤》、《去日留痕》（新出的譯林版譯本好像就叫這個）、《黃昏時分》。過於漫長的等待，總是能或多或少消解掉一些閱讀上的期盼。尤其對於當代作品而言。石黑再神秘再吸引人，畢竟也只是一位“選讀”級別的作家，暫時還沒有達到喬伊斯、芥川龍之介那樣的“必讀”級別。我相信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感覺。所以坦率講，拿到《上海孤兒》時的我，心中已經沒有早年那種“終於拿到期待中的作品”的興奮了，更多的只是好奇。我想知道我這個時代，世界文壇的“中堅作家”們在寫一種什麼樣、什麼檔次的作品？多年以後的石黑是不是真像當初驚鴻一瞥間那麼優雅？他又是怎樣在他那些純種（未嘗不是又一種文明意義上的無知與隔膜）的英國同行面前動用“遠東”這方面的素材……不過，接下來我很吃驚：在這本近作里，石黑的主人公依然是個英國人，並有着一個與歷史上英格蘭足球隊著名門將一模一樣的名字——班克斯。全書唯一與石黑的日裔出身有關的，就是班克斯童年在上海租界的一個玩伴——哲。這個哲後來成了一名侵華日軍，在戰場上負了傷，還和班克斯有過短暫的相遇，不久就被自己人抓獲，並莫須有地被懷疑叛變，最後不知所終。石黑一雄寫這個人物，與其說是為了昭示自己的出身，還不如說是為了突出班克斯的感覺：童年一旦進入記憶，便已遙不可及；縱使能與舊友相逢，孤伶之感仍舊揮之不去。也就是說，有關日本的元素在這本小說里並不顯著，充其量只充實了故事的多元化國際背景。至於上海，誰都知道石黑從來就沒在那兒生活過。他對於上海的種種描寫，統統來源於資料和想像。貌似輕車熟路的“遠東”題材，在英國的讀者（甚至同行？）看來，可能是石黑小說的一個賣點。但落實到寫作本身，卻無異是對純想像力的一個考驗。當然石黑並不笨，他不會只給自己留臟活兒和累活兒。他選擇了一個“偵探小說+成長小說”的混合結構。班克斯九歲成為孤兒，父母在上海租界相繼神秘失蹤。班克斯被送回英國，在姑媽的照應下長大，並成為一名大偵探。他憑藉著模糊的童年記憶和支離破碎的線索重回上海，找尋父母的下落。這麼一條小說的主線，使讀者可以容忍作家採用一種語焉不詳的空洞式描寫。因為記憶本身就是充滿省略號的，作者對“遠東”的不了解，恰好與主人公的困惑狀態暗合。班克斯的找尋線索，也正是讀者不斷接續和拼湊完整故事的一個過程。而當班克斯得知了雙親的真實下落——父親當年與情婦私奔，母親因反對鴉片貿易而引起一個湖南軍閥的興趣，受脅迫作了對方姨太太，為兒子換來日後成長的經濟保障——童年記憶所帶來的浪漫想像、甚至成人後所擁有的成就感，統統被擊得粉碎了。精神上的孤立和被遺棄感，開始壓倒了班克斯“孤兒”經歷的本身。這以後，我們再看石黑一雄寫班克斯在香港的修女院，與早已陷入自閉的母親相見而無法相認；再看班克斯回想那位擦肩而過的愛人莎拉時的百感交集；再回想他與哲最後相見時那種隔膜，還有關於班克斯收養的孤女詹妮弗的那寥寥數筆……石黑對“人的孤獨感”的關切終於徹底地露出了崢嶸。其實現代主義以來，“人的孤獨感”是老話題，只是上世紀的前輩們都寫得過於酷、過於變形，以致好多時候都近乎說教，失去了人味兒。而《上海孤兒》，恰恰藉助於英國小說傳統中所慣常出現的那種“英倫的感傷”（從狄更斯到哈代，甚至伊夫林·沃），給了這一母題以溫馨與平易的演繹。“好的小說家不僅要像好的詩人一樣，能夠說出人世間某些本質性的東西，更關鍵的一點，他還要會‘藏拙’。他能很好地講述他全然陌生的事情，並通過這一講述，把他的世界觀和感人的故事，一道向讀者和盤托出，聽憑他們各取所需。”這是不久前，我跟狂寫長篇的朋友伊沙在電話里說起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所說出的正是多年以來自己作為讀者，一直沒能從當代的本土小說中找到的感覺。也許，它真的是冥冥中，上天留給我這代作者的一項作業。孤獨亘古長存，注視着孤獨卻又熟視無睹；亦或心有所感，卻終於無法說出……這種漢語文學的尷尬，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