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革命

作者：徐江記得幾年前，北京有家文學刊物，刊出過一位詩人以孩子父親身份對現行語文課所作的質疑，該文當時在文化界激起了一定反響，還被腦子快的書商拿來做了選題，彙集了諸多“社會賢達”對現行教育體制的腹誹，出版前後打書評熱鬧了一陣，就再無音信了。我當時就跟身邊的熟人說過，比照現實里存在的學校教育問題，那些“賢達們”為之氣憤、叫囂的瑣屑事例僅僅是冰山之一角。這一點，做過語文教師的我可謂感觸良多。十幾年前，我在一家技校教書，教材是勞動部有關機構指定的，水平相當於高一程度，裏面有的篇目是為讓學生熟悉文體知識而選。記得講到小小說時，課本選用了七八十年代曾在北京晚報獲獎的作品。老實說，課文選得很差，既無文采，也沒有鮮明的小小說特色。只不過因為有修自行車做好事的情節，估計選課文的人是出於“教書育人”的多重考慮將其納入的。但客觀地講，故事那麼老套，別說喜歡新奇的孩子，就是我這個教書匠都不會被感動。技校生又不比高中生，沒那麼多基礎文化課，學生素質差一些，聽課很少能做到專註。可他們馬上又要走上社會，確實需要老師在這有限的時間裏盡量多傳授一些基本的常識。為了更好地完成大綱，我自選了海明威和芥川龍之介的小小說，刻印出來，作為新的課文給學生講授，收到了較好的效果。這也使已寫作經年的我，在完成工作之餘又有了新的感觸：從我上中學直到我教中學、教技校，我們的語文課本一直本着狹礙、說教、壓抑孩子歡樂的天性來選擇文章，以至於忘了古人給教育制定的基本原則——寓教於樂。還是在那家學校，有個從上一年級留級下來的女生，剛開學沒多久就精神崩潰，由家長領着來退學了。女孩那時已經胡話亂冒，控制不住自己。逮住每個她叫得上名兒來的老師，陳述自己的退學理由。裏面涉及前任校長（女的）對她的迫害和前任班主任對她的“騷擾”，還說到了她對“上學無用”這一結果的認識。她質問我的一位女同事：“您以您現在的收入能隨便進出某某某飯店嗎，您能打的不花錢嗎”，那位同事說不能，女孩說：“我就能，因為我只要滿足了對方的要求，我就能達到我的目的。那上這個學對我還有什麼用？”這孩子在去年剛來學校時還是女生里的尖子，當過副班長！瘋孩子的事對我震動很大。我知道類似這樣突發性的“成長中的變故”，不是在每個學校都有，重點高中的生源素質也遠比技校高出許多，但女孩說的那些與事實有關的看法卻不容每個成年人忽視：那些念頭，顯然在她尚未發病時已經潛伏在她的腦海里了。這是社會給校園的負面影響，而要命的是，絕大多數的老師和課本除了說教、講大道理外，並沒有能給孩子們提供抵消這些想法的新的論據。相反，老師的說教、課本的乏味，只能在更多時候把孩子們推向社會的光怪陸離……去年讀到一份資料，有專家曾對一些地區的中學教師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心理問卷抽樣測試，結果發現有心理問題的教師竟占那次抽樣測試的近一半！即便去掉那些偶然性因素，在這個基礎上剩下的比例，我認為也是可怕的。因為這背後涉及了太多諸如我們對教師的選材標準、以及學校和社會是如何規範教師、看待教師工作的問題。一個所謂的敬業的、一心撲在工作上的“模範教師”，非常有可能只是個偏執地、連自己的家庭生活都處理不好的人。這種情形，多年以來可能一直是作為先進人物的光輝業績，被報章傳媒予以宣傳和表彰。但你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這種人性情中的偏執傾向，難道不存在在熱情的外表下暗中傷害孩子的可能嗎？如果存在這種可能性，怎麼預防？印象中傳媒這些年愛揭露一些教師體罰學生的惡性案例，但在生存壓力越來越大，家長越來越把學校當成“全托”機構，獨生子女越來越被寵得自私自利、沒規沒矩的今天，“適當地體罰”是不是真的就該從現行教育手段中被徹底清除？當媒體紛紛炒作教師收入得到根本改善的今天，即便大城市的絕大部分中學教師，收入也很難達到一般白領收入的底線。有人甚至覺得這方面的差額教師們可以用辦小班、當家教的方式解決。而實際情況則是，如果一位教師對他（她）的本職工作足夠認真（這包括——備課、講課、批改作業、早自習、晚自習、給差生補課、與家長溝通、教學交流和做自我知識更新），他（她）其實是很難有多餘的精力去經營自己的“三產”的。何況對於中學教師這個職業而言，“每周五天工作制”的規定始終形同虛設。在這樣的前提下，你知道許多學校的管理者——校長是怎麼想的嗎？他們竟把自己真當成了教師的老闆，認為老師們該對自己給他們發工資感恩戴德！一位校長訪問日本回來，對他的部下喋喋不休的不是什麼先進的教育理念，而是對鄰邦教師每次見到校長都要鞠躬這件事讚不絕口……與此同時，在那些關於教育的負面新聞里，我們總能聽到有學生因厭學而自殺、有學生因厭學而去犯罪等種種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教育怎麼了，教育的內容和效力怎麼了，教育人的人和被教育的人怎麼了……這些疑問，是不是真的被創富時代的溢彩流光和“小資”話題所掩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