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吧，韋爾奇先生”(7)

委員會駁回了霍尼韋爾的請求，這對於雙方來說都是不幸的。這項交易是那麼合情合理，我們都為它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對我來說，如果這項交易正值我的職業生涯的中期，那它不過是又一次揮棒擊球不中的例子。可它出現在我任職最後的日子裏，在我推遲了我的退休以後，GE失去的這最大一筆生意越發顯得損失慘重。我和蒙蒂委員之間從未有過個人恩怨。我和他總是坦誠地交往，我們都儘力克服我們的差異。遺憾的是，我們都在一套規則下做事，以至於委員會成了我們的反對者和仲裁者。一旦合併事務促進會消除了這項交易的戰略性理由，我們的股東就無利可圖了。這並不是我個人的事。但同他們有關係—我們的員工就是我們最大的股東。·周末，我參加了一個婚宴，在費爾菲爾德鄉村俱樂部的門口喝着雞尾酒，看着外面的高爾夫球場和長島海峽。四周碧水環繞，真是一塊風景宜人的地產。朋友們問起我與霍尼韋爾的這筆交易。我指着外面的那塊地說：“想像一下，你買下了這個漂亮的高爾夫球場，為了結束這筆買賣，城市官員要求你把第2、第3、第4、第5和第8洞—水邊最好的幾個洞，交給另一個球場使用。然後他們還叫你放棄自己的部分房產。”相信這番話能讓他們明白我在布魯塞爾的遭遇。在今天這樣一個具有高度監控性和好打官司的世界裏，公司很容易成為議論的目標，自由泛濫的官僚主義作風對CEO來說是根永遠的刺。在我們這個事件中，我們有兩次都是在正當合理的過程中被否決的。美國環保署（EPA）引用的是超級基金（Superfund）規則，就是說，你要麼滿足他們的清理要求，要麼就面對3倍的損失和一天27500美元的罰金。只有在你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時，你才有上訴權，而那已是好幾年以後了。正是因為它缺乏公正的程序，我們才在聯邦法庭上指出該法規違憲。歐洲委員會駁回霍尼韋爾購併案，又沒有合理的審查過程。官僚主義者可以持最極端的立場，並且沒有任何妥協的動機。在美國，反托拉斯機構要阻止一筆交易必須有法院指令，在歐洲則不然。公司應該擁有一種權利進行公平公開的聽證，這個聽證應由公正的法庭在合理的時間內舉行。只有政府能阻止這類不公正事件的發生。再進一步說，公司應該爭取同樣的權利，就好像一個人為一張交通罰單奮力抗爭—爭取當庭申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