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過渡期間的社會與經濟(4)

用不着說各位已猜透我所要講的空前龐大的運動，可以說是進入資本主義之體制；這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之真髓。

我因為這些名詞非常混淆而容易引起爭執，所以強調進入此境界時，一個國家和社會即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亦即是過去以農業社會之生活方式作為施政的基礎，現在利用商業社會裏的生活方式。

這樣反能使讀者看清這種改革之內涵，比一種呆板的定義更實用(可是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書內，我仍給資本主義賦予定義，詳該書頁182)。

換言之，我重歸納法，不重演繹法。有如我在《萬曆十五年》內已將中國官僚主義的理想與習慣敘述得詳盡，即無須再將官僚主義這名詞搬出來，再製造出一套抽象的理論。

可能也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常用的名詞，我不能如是容易地脫身。大家都知道討論資本主義的前有馬克思［其實馬克思未曾在字面上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只稱為"資本家時代"(capitalistera)以及"資本體制之立場"(kapitalischergrundlage)，後有韋伯，今日有不少的理論家自己已鑽入"逃墨則歸於楊，逃楊則歸於墨"的境界。

我個人即有此經驗。有人問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我說不是，對方就說那你一定相信韋伯了。

可是事實不是如此簡單。在這情形之下，我們也可以再引用孟子所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韋伯敘述歐洲脫離中世紀而進入現代時，思想信仰上的解放，有如路德及加爾文的神學，賦予教徒以自信，使他們將宗教上的信仰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去。

這種"新教倫理"使各人心、口、手一致，所以思想與行動合理(rational)，非如此，令人預為籌謀的法制即無法執行，法制合理化，才有資本主義。

這種說法具有極高度理想主義之成分，只能令人長思，無從證實。一種帶集體性的基本思想，行見於社團當然有長遠的影響。

我上面就講到愛面子，重英雄崇拜，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而非多元，就助長了軍閥體制，也是這個道理。

中國的秘密結社、崇拜關公，也是旁的組織原則如權利義務無從合理地劃分得清楚，私人義氣可以代替這些原則的表現。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得到韋伯啟蒙的作用，我也勸各位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注重心理學和社會學。

可是要靠韋伯作為打開中國秘幕的鑰匙，則未免期望太高了。首先我們務必了解韋伯的解釋，只能在有選擇性的場合上適用［他就引用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及富蘭克林的言辭支持他的理論］，並非新教徒都成為了資本家。

據我們所知，世界上資本主義成熟得最早的地方威尼斯，這城市國家始終沒有放棄天主教，只是它的主教自己選派，凡教堂對商業的約束它都拒絕遵守，此外並未產生獨特的新教倫理。

法國與比利時也為天主教的國家，這並未阻止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內發展。

荷蘭因抵抗西班牙以主教加強各地之管制而獨立，在獨立的過程中加爾文派的力量才逐漸發展。

獨立運動的領袖威廉(沉默者WilliamdeEerste)先為天主教徒，后改信路德派，最後才為加爾文派。

至於這地區歷來地方自治的力量強，各城市的紳商有勢力，獨立之後新國家沒有其他的邏輯，才銳意經商，作為資本主義最前進的國家，這並非由於教堂的力量促成，也並非受神學或倫理所擺佈。

總之，像韋伯這樣的一個思想家，他的地位甚至可能與王陽明對比，不可能由我三言兩語抹殺得乾淨，一個國家和社會從農業體制衍化到商業體制，牽涉萬緒千頭，不可能沒有思想上的大規模調整，韋伯的用處也在這地方。

他講到中國時提到父系威權(patriarchalauthority)，妨礙合理化地組織勞力(rationalorganizationoflabor)，我們都無從反對，我昨天就講到明朝抽稅威權由上至下，各人都要規避責任，土地變形，賦稅也不能註銷，正符合他所說；可是韋伯不知道有北伐，有抗戰，他沒有聽到蔣介石的名字，不知有張學良、宋子文，我們不能從他的言論中，開創寫中國近代史的出路，反之，我們過於崇拜他，只會禁錮我們的思想。

以上說及韋伯各點更可用於馬克思。馬克思曾說及："人之自覺不能決定他們的生存，只有他們社會上之生存決定他們的自覺。

"在這一點他的結論為："物質生活上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特徵。

"(摘自《政治經濟評論》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他的勸告使我們注重經濟史，因為他所說經濟開頭，思想隨之轉變。

可是實用時也有限度，如當年很多台灣人士回大陸，發現大陸上的人主要的還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

所以，我們仍要保持"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態度。《共產黨宣言》裏面提到資本主義萌芽，不少的中國學者也隨着依樣（畫）葫蘆。

西方的萌芽，基於"外放分工"(puttingoutsystem)，亦即在紡織業初開始時，不設工廠，投資者將原料挨家逐戶地分配給勞工的家庭，各人在家中紡織，織成后，投資者又將成品收集，發給工資。

從這種組織與系統，產生了以後的工廠，於是形成日後的資本主義。以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就抓住這外放分工辦法，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重點。

恰巧明清之間長江下游地區的紡織業也採取了這種外放分工辦法，不少大陸方面的歷史學家也就抓着這點作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證明，咬定資本主義已於16世紀在中國開始組織。

以後這說法也被日本、英國和美國的學者所接受傳播。可是世界上有名花異卉，萌芽了300多年，還沒有結實成果?

可見得過於相信威權，可以否定本人的判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