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過渡期間的社會與經濟(3)

從國民政府的檔案看來，蔣介石於10月9日中央軍攻佔洛陽之日，即返南京。

1931年1月7日財政部長宋子文北上與張學良洽商北方財政問題，他去后十天，各問題即已解決，1月18日宋哲元、商震、徐永昌、傅作義等(都是馮、閻軍之將領)通電中央，表示服從，接受改編，宋子文於第二天回南京。

這當中的詳情缺乏記載。一直到最近我看到寧恩承先生在《傳記文學》(331號，1989年12月)發表的一篇回憶，才知道宋子文與張學良的協議產生了一個河北財政特派員，後來所屬為冀察晉綏四省統稅局，名義上屬財政部，實際由張委派。

厘金取消后改抽統稅，所屬為棉紗、捲煙、火柴、麵粉、洋灰，再加上礦稅、煙酒稅、印花稅等，即以收入徑發四省軍餉與政費。

這樣雖然沒有做到財政統一的理想境界，與過去賣鴉片、抽厘金的軍閥體制相比，則已進步多多了。

從此南京政府以新式裝備維持核心約30個師，被人家稱為"蔣氏嫡系"，外國人也稱之為ChiangsOwn，外圍又用津貼的方式，維持到可能近於100個師的地方部隊，再更外圍的部隊，如雲南、四川各處的部隊，只要他們名義上服從中央，細部已不過問，大體上仍保存他們的補給辦法。

這種新平衡的方式，除了極少的調整外，維持到抗戰前夕。換言之，此亦即是中國對日抗戰開始時之陣營。

直到八年抗戰之後，中央軍與地方軍之痕迹才逐漸消失，但有些仍保留至抗戰結束。

這不是一種理想的解決之方式。前天我已經和各位談及，我們學歷史的人不當著重歷史應當如何地展開，最好先注重歷史何以如是地展開。

蔣介石與國民政府於1926年開始北伐，只有4年時間，他想成立一支現代軍隊，由財政集中的方式支持，為中國歷史之前所未有，至此已盡到最大的力量。

並且抗戰之決策，並不是以同等的兵力與敵方對拼，而是利用中國人力與土地的廣大和對方拖，把對方拖垮，同時得到歐美的同情，使中日間之衝突化為一個國際戰爭。

中原之戰前提議裁軍，將全國軍隊縮編為65師，人數為80萬，務必要採取精兵主義，可是中國的軍需工業和交通通信的設備，都夠不上支持現代化的軍隊。

抗戰開始一年之內，中央軍現代化的表面就無法保全，以後被驅入內地，工廠的數目只有全國6%，發電量只有全國4%。

這不是精兵主義可能融洽得下的。1986年年底我來台北參加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我已經當場報告：我做下級軍官的經驗"半像乞丐，半像土匪"。

可是也只有這樣，能在內地農村生活條件下生存的力量，才使抗戰持久。

雖然沒有憑自己的力量打敗對方，我們卻已達到將它拖垮的目的。如此看來，中原之戰不是那樣毫無意義。

雖然我們仍舊痛心於20多萬的傷亡數，雖然我們仍舊可惜那每天兩萬發炮彈的火力，至此我們可以想到這次戰爭是北伐到抗戰之間的一種必經階段，因為如此，我們可以就此承認它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了(此即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

前面已說，我來此的目的不是註解中國歷史，而是提及自己讀歷史的經驗。

我所提出的中原之戰不過是舉一個例，說明中國近代史可以從社會史和經濟史發展。

如果我們注重1930年間社會情形、軍官與士兵心理狀態，我們就知道軍閥割據的內在原因。

如果我們推廣到抽稅、籌餉，我們就可以想見雖在最黑暗的關頭，中國仍在前進。

我曾被批評說是我寫的歷史完全以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為標準，這種批評完全不正確，同時我也不是"人是我非，人非我是"。

那樣所謂"平反"也不是我的目的。我寫歷史，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因果關係，而不着重私人情緒上之好惡，外國人叫做positivism，本來是積極性，也有人翻譯為"實證主義"(我也不高興這樣主義那樣主義，因為中文一提到主義，就是一個大泥坑，一跳進去，就爬不出來了。

英文之ism比較輕鬆)。說來說去，歷史學家的工作，主要在探詢在我們面前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

一件事情既已發生，最低限度經過20年，其成果尚不可逆轉，那我們就務必要就事解釋。

雖說我們高興某人，不同情某人，不能完全避免，那已經不是作史者之正途，有時反而使讀史者誤入歧途。

昨天我已經提起，在我們這一生衣食住行無不經過一段改造。我在1950年第一次來台北，從飛機上看下去，觸眼只看到日本式的木房子。

下飛機之後街上飛塵撲鼻，所見通行的車輛無非軍用卡車與吉普車。今昔相比，這樣變動已經很大，可是環顧內外，不僅台北如此改變，其他各地方也有類似的改變。

在時間上講，我們眼前所經歷到一段的改變，也仍只是一個長時間亘世紀的一個大改變中之一部分。

1988年我來台北時，社會大學呂學海先生說他在基隆附近的農村裏有一所房子，星期天他要我同他去當地參觀。

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則是當地鄉村裏有電氣設備。信不信由你，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中國農村裏有電。

我一問起何時開始，是日據時代還是光復之後，村民告訴我們，開始於1960年代，離我們訪問的時候已經20多年，快30年。

農村裏有電氣固然是物質生活的一大增進，同時也反映社會組織的改變。

電線能通到農民的屋頂上，表示電力公司已經在會計上認為每家是一個單一的用戶，能夠把電力供給他，到期按電錶收費。

在我看來，這不僅是進步，而且是改組了。以前怎樣呢?據我在大陸上的經驗，在鄉村裡和一般農民打交道的只有政府。

政府尚不承認各家各戶在法律之前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凡是有何交易進出，概由保甲經手，徵兵納稅無不如此。

一家漏稅，唯保長、甲長是問。一個人犯法在逃，親朋鄰舍負責。這也就是上次所說集體責任之由來。

從那樣的體制，到今天各人自付電費的體制，是一段很大的改革，在中國講牽涉1000年的背景。

不僅我今天所講的中原之戰，是北伐與抗戰中的一個階段，它把中國軍隊裏的軍閥性格稍為約束，也把財政稅收、軍需出入比較做得更現代化。

前者屬於社會史，後者屬於經濟史，這一切已是前所未有，仍只算作改革過程中臨時的一段調整。

而北伐與抗戰也仍不過是這空前龐大運動中之一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