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女士與藍（一）

我認識戴女士，其實完全是因為陳喜兒的緣故。那是兩、三年前的事了。那時陳喜兒是我的女朋友。她是個可愛的姑娘。長得很甜美。更重要的是，她比我小了整整十三歲。十三歲，這意味着什麼？一棵老橡樹，不緊不慢的在長。那種叫白鯨的海洋動物，就已經活了快一半啦。我有個哥們，十年裏離婚三次、復婚一次。到了第十三年的時候，兒子已經兩歲了。小傢伙穿着肥肥的開襠褲，跌跌撞撞在屋裏跑。我那哥們手裏提着臭烘烘的尿布。笑得像個傻子。嘴裏還叫着：“慢點！我的小祖宗，你倒是慢點！”剛才我在報紙娛樂版上看到一則趣聞。據說還是個真實的故事。喬治，瑪莎。它們是兩隻田鼠，也是一對夫妻。雖然說，它們沒有像人那樣舉行過婚禮，也沒有像人那樣宣誓要對配偶忠誠。確實──對一隻田鼠來說，這太麻煩了。因為它們一生的黃金時間只有六十來天。在這六十來天裏，它們要交配生子。然後，說不定就在某天，它們會遇上一條蛇，或者其它什麼食肉動物。幸福生活就此玩完。先不說喬治和瑪莎後來的命運吧，但至少，這說明我和女朋友陳喜兒之間的年齡差距，已經足夠一對田鼠夫妻經歷七十八次“生死之戀”了。當然，再往現實里說說，也就是１９８８年，我在日本神戶打工賺錢的時候，陳喜兒剛上初一。梳了兩根小辮，背着雙肩書包。屁事不懂。認識戴女士的那年我三十八歲。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這是個曖昧卻又光明的年齡。但我總覺得自己有點老。每次去桑拿房的時候，我都要問問身邊的熟人：“我胖吧？”他們在霧氣里伸出頭，觀察我一下，然後說：“不胖。”我啤酒喝得很厲害。這是在日本時養成的習慣。當然，也已經是後期的事情了。我懷疑自己有啤酒肚。但一個人肚皮上長肉，確實也很難分清，究竟是啤酒肚，還是正常的長肉。還有些習慣，也是那時候養成的：睡榻榻米。半眯着眼睛看人。每次見生人，身體不由自主向前傾斜三十五度。晚上睡覺的時候，燈通常開着——半夜裏我經常驚醒，並且總會產生雷電劃過的幻覺。還有就是陳喜兒常說的：“你呵，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眼睛發亮。”現在，我的手裏確實有點錢。並不很多。但也不少。多數是在日本那些年攢下的。我記得，有那麼幾次，陳喜兒也試探過我。我的回答很機智：“比你爹欠黃世仁的要多。”她要是再問，我就不很樂意了。臉會拉下來。我不願意多說日本的事情。當然，我會告訴陳喜兒，那幾年，上海有好幾萬人簽證去了日本。我對她說，拿到簽證那天，我請幾個哥們去紅房子吃了頓大餐。“那時他們是黃世仁，我是楊白勞。”我說。不過，那天的單是黃世仁搶着買的。脆皮鵝肝、檸檬白汁小牛肉、司刀粉板魚蘑菇沙司，蔬菜板魚卷。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些響亮的名字。帳單拿上來時，我看了看。嚇了一大跳。死貴。陳喜兒眨眨眼睛，像沒聽明白似的，突然問：“那麼喜兒呢？”我愣了愣。聳聳肩，沒回答她。她哪裏知道，當時為了那些擔保的費用，我到處求姑姑、拜奶奶的那副熊樣。就差點賣身了。哪還顧得上男人女人那回事。真是婦人之見。我心裏這樣想，嘴上卻回答她說：“簽證一到手，楊白勞可不是楊白勞了。就成了金娃娃。所以呵，不說鵝肝小牛肉了，就算倒貼個喜兒，他們也願意。”我還告訴陳喜兒說，這幫哥們後來搶着送我去機場。不管是做上了黃世仁、還是暫時沒做上的。他們站在大廳隔離牆後面向我揮手。使勁地踮起腳，眼圈都紅了。戀人似的。我的行李也是他們幫着託運的。東一箱子，西一箱子。拉拉雜雜一大堆。“真沉吶”。我還聽到其中一個小聲嘀咕了句。我也沒接話，揚了揚頭，跑到洗手間那裏抽煙去了。其實那裏面，是整整一大箱方便麵。簡裝。在巷口小店裏買的，還了老半天價，打八折。不管怎麼樣，總的來說，陳喜兒是個挺不錯的姑娘。還算本份，只是偶爾耍點小性子。我倒是會嘲笑一下她的名字。有個階段，我乾脆就叫她“憶苦思甜”。其實她也真沒什麼苦好憶的。她是獨生女，父母堅決地執行了計劃生育政策，比國家規定的還要早兩年。有時候她會對我說，其實從小她就蠻孤獨的。然後，她就伸出兩隻手，像樹獺一樣吊在我的脖子上。她的意思我懂。其實是要我好好待她。但這話從她嘴裏說出來，我總覺得有點怪怪的。陳喜兒更像我的女兒。而不是女人。但我還是喜歡她的。很早她就跟我上過床了。她的臉紅撲撲的，也沒哭。她認準自己就是吊在我脖子上的樹獺了。所以過了會兒，就在我的床上睡著了。